新設警察局的“實施令暴走”和對署長會議進行懲處，都師出無名

　 全國警察署長前天發表聲明，要求保留行政安全部新設警察局、制定部長對警察廳長的指揮規則。在630名署長級總警中，有56人出席了會議，133人通過網絡參加了會議。包括線上線下參加者在內的357名總警送去了象征警察的“木槿花花環”。主持會議的前蔚山中部警察署長柳三永（音）在會議結束1個半小時後被下達了待命處分，線下出席者以不服解散命令為由接受了監察。這在警察部門是史無前例的。

　行政安全部長李祥敏計劃在本周的國務會議上通過實施令，在就任兩個半月後推進新設警察局。1991年警察廳從前內務部治安本部分離出來後，政府組織法中行政安全部長的職務中刪除了警察相關事務。時隔31年，政府重新成立警察局，不是通過國會立法，而是以實施令來推進。在沒有認真收集警方內部意見的情況下，聽取普通國民意見的立法預告時間通常也是40天，行政安全部表示“與國民日常生活無關”，縮短為4天。定下新設警察局的最後期限，如此匆忙推進，實在令人費解。

　署長會議既沒有舉牌也沒有示威。不過是在室內征求意見而已。盡管如此，以違反國家公務員法上的服從義務為由，推進對會議出席者的懲戒，因此警方內部的反對聲越來越大。國家公務員法不僅適用於警察，同樣適用於其他公務員。在國會推進《完全剝奪檢察機關調查權法》後，普通檢察官和部長檢察官、檢察長和高檢長分別召開了會議，文在寅政府也沒有把與會者作為懲戒對象。雖然公務員的抗命並非明智之舉，但面對指揮體系發生重大變化，要求他們幹脆不要發表意見，這並非常識。

只有國會通過立法解決行政安全部長的職務範圍或部長是否指揮廳長等問題，才能消除違法的爭議。在改善制度時，像拷問樸鐘哲致死及縮小、隱瞞事件壹樣，警方在權力的不當指示面前是多麽脆弱，為了防止這種弊端，有必要進行思考。如果要修改30年以上的警察制度，就應該進行根本性的制度改善，讓警察接受國民而不是權力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