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後，特別是在北韓承認進行濃縮鈾（HEU）核開發後，對北政策成爲美國總統布希關注的問題之一。因爲布希認識到對北政策與美國的安全有著直接的聯繫。”
在華盛頓見到的美國政府有關人士和專家表示，美國政府對韓半島問題的觀點與發生“9.11”事件之前相比，發生了明顯的改變。特別是布希總統直接制定對北政策，“切尼因素”（Cheney Factor，副總統切尼的影響力）變得更加重要。
△與克林頓政府時期不同：顯而易見的變化是，只能在最高層部長出席的會議上，對韓半島政策做出實質性結論，而不能通過具體負責人或外交官渠道做出結論。這與具體負責人陣營的大部分勸告方案都能得到反映的克林頓政府相比，是一個明顯的變化。
華盛頓的政府有關人士解釋說：“美國（與韓國不同）擔心北韓向海外出口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MD）或技術。因爲這將對美國的國家安全産生直接威脅。”
與克林頓政府不同的另一個變化是，在政策決定過程中，智囊團或學界人士的參與度下降。克林頓政府利用較長的時間，對智囊團或學界的論文以及政策提案書進行多角度的比較和分析。美國傳統基金會研究員黃比娜（音譯）回想說：“如同舉行座談會一樣。”
特別是美國外交協會（CFR）的報告書原封不動地被反映在對北政策的內容中。韓國外交通商部的一位有關人士表示：“當時，CFR爲制定對北政策提案報告書，向韓國派遣了調查小組，與政府有關人士和學界人士舉行會談後才回國。我們能夠預測他們會制定什麽內容的政策提案。CFR向我國政府事先發送草案，徵求意見。我們與CFR存在密切的交流。”
而現在的氛圍截然不同。喬治敦大學教授斯坦伯格（音譯）表示：“最近，即使以‘不公平’爲前提與政府官員見面，能夠聽到的事件也只是宣傳書刊刊登的程度。布希政府與歷屆政府不同，對懸案決不透露風聲。”
只有在最高層部長會議上才能做出結論的另一個理由是，美國政府內部存在分裂。政府有關人士表示：“如果與懸案沒有直接關係，很難知道內容。雖然能夠守口如瓶，但很難找出共同點。也就是說，在向最高層上交懸案之前，具體負責人之間存在不同的意見，暴露出各持己見的情況。代表性的事例有，去年4月的北京3方會談和8月的第一輪六方會談。”
在舉行3方會談前，代表強硬派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向白宮高層參謀共發送了3次書信。特別是在第3次的書信中要求：“將美國的代表團長（穩健派的凱利）更換爲國務院負責裁軍事務的副國務卿博爾頓或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核不擴散負責官約瑟夫。”博爾頓是被視爲“國務院中的拉姆斯菲爾德”的強硬派。
雖然未更換代表團長，但白宮指示凱利不要與北韓進行直接對話。結果，在會場上，凱利面對北韓的提問只能反復回答：“請閱讀我的原稿。”
時隔3個多月後的12月7日，《華盛頓郵報》報道當時的氛圍說：“在國防部和白宮NSC人士關注的情況下，凱利肯定不想多說什麽。”
喬治敦大學教授車彼得（音譯）解釋說：“圍繞對北政策産生的政府內部的分裂已不是秘密。由於未能得出爭論結果，需要擁有最後決定權的總統直接出面。”
△切尼因素：曾任國務院高層官員的華盛頓一位有關人士表示：“可以將布希政府的特徵視爲‘切尼因素’。每當穩健派和強硬派對峙時，幫助強硬派取得勝利的決定性人物就是切尼副總統。”
雖然國務院和國防部就外交政策出現意見對立是美國政府的“傳統矛盾”，但向強硬派國防部方面注入力量是由切尼副總統完成的。
但平常，在布希總統下定決心前，起到最後操縱作用的是白宮安全顧問賴斯。一位政府有關人士表示：“據悉，布希總統指示賴斯綜合不同意見後進行報告，但在這一過程中，賴斯卻向布希總統報告自己的意見。”在NSC會議時，賴斯聽取別人的意見，但向總統綜合報告會議結果時，添加了自己的“研究意見”。
史汀生研究所研究員倫伯格（音譯）解釋說：“從我在NSC工作的經驗看，從沒有意見像NSC備忘錄一樣，能對總統産生重要的影響。NSC備忘錄寫著‘國務院和國防部分別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但NSC就這麽認爲’。”
據悉，布希總統曾在非正式場所表示：“我不讀報紙。沒有成見的賴斯就是我的情報員。”表現出他對賴斯的信任。而且另外一位華盛頓有關人士表示：“賴斯精通與布希總統的對話方法。賴斯很清楚總統苦惱什麽，如何說話才能使總統感到舒心，並産生影響力。”
雖然負責東亞態事務的副國務卿理查德·勞裏斯對總統沒有直接的影響力，但他是美國政府內精通韓半島局勢的“專家”。他的夫人是韓國人，而且他出身於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韓國長期工作，因此能夠熟練使用韓國語。在國務院，只有負責韓國事務的科長斯特拉伯（音譯）是“韓國通”。
在白宮NSC中，曾負責日本和韓國問題最近升爲負責全亞洲的NSC亞太負責首席助理的格林（音譯）、即將升爲亞太負責顧問的詹士（音譯）、核不擴散負責首席顧問約瑟夫、核不擴散負責顧問托比（音譯）等，才稱得上是真正“負責韓半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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