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出生的婴儿为2.3947万名,同比增加了11.6%。这是自2015年以后,时隔10年1月新生儿首次增加。继去年合计生育率(一名女性一生中预计生育的平均新生儿数)达到0.75名,时隔9年出现反弹之后,人们期待生育率能持续回升。
去年6月宣布“人口紧急状态”,全力推动生育率回升政府也喜出望外。在处理人口危机的政府部门中,也有人自我评价说:“取得了生育率回升等载入史册的成果。”
没有必要贬低政府的努力。但现在高兴还为时尚早。不少专家分析,生育率回升背后是人口效应和疫情基数效应。新生儿较多的“回声潮一代”(1991~1996年出生)进入了结婚、生育适龄期,因新冠病毒疫情而减少的婚姻增加,导致生育率增加。
如果这种效果消失,生育率随时都有可能再次下降。如果不想只依靠自然增加效果,就要好好复盘过去近10年的“生育罢工”背景。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0多年前吧。合计生育率从2016年(1.17名)开始减少。这是年轻人对结婚和生育的负面认识大幅扩散的时期。当时2030一代对政府的不信任和要各自逃生的不安情绪非常高涨。2014年的岁月号惨案加深了人们对“国家不负责国民安全”的不信任。把韩国比喻成地狱的“地狱朝鲜”一词非常流行。即使努力也无法改变的青年层的挫折感,反映到了根据父母的经济能力,把自己的身份分为金汤匙和土汤匙等的“勺子阶级论”上。
此后情况也没有好转。由于房地产政策失败导致房价暴涨,年轻人的失落感进一步增大。最终,他们的选择迅速转向了非婚而不是结婚、丁克(双职工但不生孩子的家庭)而不是生育。在此期间,合计生育率从2015年的1.24名下降至2019年的0.92名。可以说,这是将超低生育率固定化的“失去的5年”。前低生育高龄社会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美(音)表示:“这是全国向青年们发出‘不要生孩子’的信号”,“这是分析韩国生育率下降原因的最重要时期。”
现在青年层感受到的不安和挫折也大同小异。虽然被仅看题目就令人气馁的政治新闻所掩盖,没有受到关注,但上个月不工作或不进行求职活动的15~29岁青年人口首次超过了50万人。去年私教育费达到了历史最高值29万亿韩元。将国民一分为二的分裂政治、让人对结婚•生育犹豫不决的经济社会指标向青年层发出了“不要生孩子”的信号。
提高生育率的疫情基数效应现在已经处于“终结”状况,在人口效果方面,回声潮一代停留在平均生育年龄(33.6岁)的未来4~5年是最后一次。这是政府认为克服低生育率的“黄金时间”的时期。像政府投入资源、改善制度一样重要的是减少青年不安。只有这样,才不会重复“失去的O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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