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的贫穷，是86一代的责任

　　听到“88万韩元一代”青年们的自嘲，笔者曾以为是因为遇到了低成长时代的不幸。但是有论文称，青年贫困是因为50多岁的86一代。西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哲承（48岁，音译）最近在《韩国社会学》上发表了《世代、阶级、等级：386世代的集权和不平等的扩大》。李教授利用各种统计资料分析说，因为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上大学的86一代掌握着太多的权力和财富，所以年轻一代受到了损失。

　86一代掌握政治权力后，没有进行新老交替的说法并不新鲜。45岁以下国会议员的比率为6.33%，在150个国家中排在第143位（市民团体“改变国会的人”资料）。因此出现了应把青年公推比例制法律化的讨论。

　但是86一代的工龄比其它一代长，收入上升率高，长期占据最高收入，拉大了与其他一代的差距，这种分析也值得关注。86一代的竞争力是组织能力。产业化一代讲究学脉、地脉、血脉的时候，86一代以为会在民主化的目标下不分学脉、地脉、血脉和阶层团结在一起。民主化以后，从90年代开始建立并联合了数万个市民团体相互支持，86一代的人均加入组织数是0.451个，多于50年代一代（0.209个）、70年代一代（0.331个）和80年代一代（0.185个）（以大学毕业生、2010年数据为基准）。

　为了民主化这一大义而建立的组织能力，竟然成了政治权力乃至饭碗的本钱。1997年因外汇危机进行结构调整时，30多岁的86一代还活了下来。到这里为止是运气。此后，86一代发挥特有的战斗力，通过工会活动获得了正规职和高工资增长率。代价是后辈一代支付的。因为，企业以向海外转移生产设施、扩大非正规职、压低转包企业的单价来应对劳动费用上升。在100大企业的管理人员中，50多岁的比率大概是60%，但到2017年超过了70%。李教授解释称，“这是因为，为了迎合政治权力的主流势力，企业也为了站队而起用相似的年辈”，认为权力不平等导致了经济不平等。

　当然也有反对意见。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申光英（音译）认为：“不平等深化的核心不是世代问题，而是阶级问题。”东亚大学社会福利系教授金秀晶（音译）表示：“86一代是代际竞争的胜者的主张是夸大的，考虑到抚养负担，86一代反而是‘夹缝一代'。”也有分析称，86一代从父母一代那里继承了丰富的市场，避开了外汇危机的刀刃，在21世纪赶上了网络热潮等，只是运气好而已，并不是有意制造世代之间的不平等。

　如果86一代所享受的机会全靠运气，那么对不幸一代的责任是否会消失？现在的青年们学得再多也找不到工作。如果第一次找工作失败，今后会遇到更加困难的难关（受伤效果·scarring effect）。结婚率和生育率降低不是无缘无故的。

　相比说是青年津贴、只给几个钱的一次性政策，还不如创造不错的工作岗位，公平分配，形成世代之间的连带关系。代表产业化一代的电影《国际市场》的主人公（黄政民饰）说：“这个艰难的世界风波，不是子女而是我们所经历，真是万幸。”86一代应该具备责任意识，“只有我们享受了一代人的幸运，对此感到抱歉”。否则，正如李教授所说，说不定会沦落为“这辈子因为饭碗之争太好而见不到孙子的一代”。


李珍暎 ecolee@dong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