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韓國社會不公正。我還爲離開韓國去日本找工作打聽過。”
居住在首爾市銅雀區的就業準備生許某（24歲）正在聽大學最後一個學期的課程。他同時進行學業和就業準備，週末爲了賺零花錢，做6個小時的兼職。他在12月3日緊急戒嚴之後參加過兩次集會，但感覺社會氛圍並沒有發生太大變化，反而感到無能爲力。許某說：“家裏富裕的朋友們可以不打工，集中精力準備就業。對我來說時間就是金錢。”
據調查，10名韓國人中有7人認爲世道不公正。越認爲不公正，越感到憤怒的比率越高。10人中有8人回答稱，在12月3日緊急戒嚴之後對“立法、司法、政府隱瞞不正之風或錯誤”“政治、政黨的不道德和腐敗”等感到憤慨。
● 七成受訪者認爲“世道不公正”
首爾大學保健研究生院研究團隊上個月實施《旨在增進精神健康和應對危機的普通人調查》，7月公佈的結果顯示，人們對公正的認識出現了否定的態度。69.5%的人不同意“世道基本上是公正的”。64%的人對“確信人們最終能從不公正的事情中得到補償”持否定態度。研究團隊表示：“確認了‘對於世道公正的信念越高，鬱憤分數就越低’的有意義的關係。”
去年12月緊急戒嚴後混亂的社會氛圍也是強化憤怒的原因之一。在令人憤慨的政治、社會事件中，“政府隱瞞不正之風和錯誤”“政治、政黨的不道德和腐敗”分列第一、第二位。在去年的調查中，“媒體的沉默、歪曲、偏向報道”“政治、政黨的不道德和腐敗”分別位居第一、第二位。從年齡層來看，30多歲人羣的憤怒感最高。在60歲以上人羣中，9.5%的人感到十分憤怒，而在30多歲人羣中，17.4%的人感到十分憤怒。首爾大學保健研究生院教授柳明順（音）解釋說：“隨着正式進入社會生活，對本人無法改變的社會結構感到了更多的無力感。”
● “應該從社會層面處理精神健康問題”
德國最早引進了“憂憤”的概念。1990年10月德國統一後，前東德居民移居到前西德地區時，經歷歧視或不當的事情後感到鬱悶的事例增多。當時專家們把這種感情形容爲“鬱憤”。2019年在德國進行的調查中，“長期憤慨”狀態僅爲15.5%。
在最近的調查中，社會的整體精神健康水平走低。當問及社會的整體精神健康水平時，平均分數僅爲2.59分（滿分5分），低於普通分數（3分）。48.1%的人認爲“不好”，接近一半，是認爲“好”（11.4%）的4倍多。強調競爭和成果的社會氛圍被認爲起到了最大的影響。首爾大學保健研究生院博士李允京（音）解釋說：“這可以看作是在改善全社會對精神疾病的認識的同時，爲了解決精神健康問題，政府有必要積極介入。”
專家們指出，對於精神健康問題，韓國社會應該更敏感地做出反應。慶熙大學醫院精神健康醫學科教授白鍾宇（音）表示：“隨着社會支持減弱，缺乏合理解決矛盾的系統，各種精神衛生問題的惡化正在顯現出來。如果不從社會層面處理精神健康問題，反而會對社會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朴京民記者 mean@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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