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頭發高燒，眼睛紅腫充血。喉嚨和舌頭開始出血，打噴嚏，嗓子啞了。不久，痛苦降臨到胸口，並劇烈咳嗽。”這是公元前430年至公元429年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在雅典猖獗的傳染病癥狀的記錄。在此之前，雅典方面壹直占據著勝機，為了最終的勝利而征戰。但傳染病改變了雅典的命運。最後，連偉大的領導人佩裏克萊斯都倒在了瘟疫中。
人們似乎對歷史上命運的惡作劇感興趣。雅典的傳染病也經常因為偶然改變必然的不幸事件而膾炙人口。但是，歷史之神更惡毒。雅典並沒有因為傳染病而立即沒落。盡管遭受了巨大的犧牲，第壹回合獲勝的機會也化為烏有，但雅典人還是東山再起，戲劇性地逆轉了戰局。雅典至少有兩次勝利的機會。浪費這個機會的原因是領導人和民眾的貪婪。佩裏克萊斯去世後，雅典成了煽動政治和民粹主義的犧牲品。貪欲在每個決定性時刻都讓雅典做出了莫名其妙的決定，最終雅典的榮耀從歷史中消失。
傳染病的打擊是巨大的，這是不爭的事實。如果不是令圖基迪德斯遺憾地犧牲了佩裏克萊斯，也許雅典會取得勝利。從這個角度看，傳染病是決定性的打擊。但是，有沒有壹場沒有偶然、災難和不走運的戰爭呢？有不經歷幹旱和臺風的農夫嗎？比災難更重要的是面對災難的社會、公民意識和領導力量。雅典戰敗的真正教訓就是這個。世界經濟因新冠肺炎而動蕩不安。相比新冠肺炎帶來的犧牲，世界人民早已開始擔心此後的經濟沖擊。經濟脆弱的國家更是憂心忡忡，而那些國家的政治家們早已在施展伎倆把責任轉嫁給新冠肺炎。雅典的命運真的應該由病毒來承擔嗎？ 歷史學家
金成景记者 tjdrud0306@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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