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組織自建國以來已經改編了50多次,但是並沒有正式進行過對政府組織改編的效果測量。每次政權更替的時候根據政治性利害關係反復進行了政府組織的“聚散離合”,因此一到選舉時期就會出現大量的部門新設和改編的公約。談論新政治的今年大選也在重蹈覆轍。
新世界党朴槿惠候選人約定了新設立未來創造科學部和ICT(情報媒體通信)部、民主統合党文在寅約定建立就業廳、無所屬候選人安哲秀約定設立未來計畫部,正在進行“起名競爭”。光聽名字不能馬上判斷到底是要做什麼的事情。說要重新建立海洋水產部、情報通信部等過去被合併或廢除的部門,是不是經過了成果評價後制定了公約? 建立機會均等委員會(朴候選人)、社會經濟委員會和國家就業委員會(文候選人)、財閥改革委員會和教育改革委員會(安候選人)等“部門之上的委員會”公約也在大量出現。
如果組建新的政府組織,人事、總務等管理支援人力也高隨之增加。雖說因為經濟危機政府的作用變大了,但是為經過驗證的公約或只考慮地區團體和公務員的投票進行的部門新設立不能克服危機,反而會成為絆腳石。如果低效率的公共部門變大的話市場就會萎縮,國家競爭力就會下降。希臘嚮往著“大政府”,每4名勞動人口中有1名就是公務員。引發財政危機的大政府對國民來說不是福音,而是災難。
在美國,最近10年新設的部門只有在9.11事件以後組建的國土安全部。外國公務員訴苦說:“韓國政府機關的名稱改變的太多,弄不清楚誰是自己的夥伴。”現任政府就任後新設立了知識經濟部(Ministry of knowledge economy),對此很多海外人士詢問“是不是學術部門?”。在本次政府,令人覺得沒有必要存在的委員會就超過了10個。政權交替之際,各部門為了守護自己的利益進行爭鬥的行為也令人皺眉頭。全面投入金融系統穩定也遠不夠解決問題的情況下,金融當局的首長們卻在圍繞金融監督機構的改編進行口舌之爭。
候選人們一陣一陣地提出公約、用部門新設立的約定拉攏人心的話國民就會感到混亂,公務員則不能集中工作。正在搬遷到世宗市的政府公務員們不安地表示:“是不是又要進行搬遷?”候選人們在說政府組織改編之前應該先提出通過政策調整或預算分配等解決問題的方案。如果組織改編是必要的,就應該先提出高品質的政策公約和現有組織的問題、做好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