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不久前還是“歐洲病人”的德國現在卻在引導歐洲的經濟發展。從14個月前總理默克爾領導聯合政府開始，德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默克爾政府著手放寬勞動市場規制和企業規制，實施公共部門民營化，開始醫治“德國病”，結果，經濟增長率從2005年的0.9%猛增到去年的2.5%（預測值），失業者人數減少了100萬。
據悉，去年年底，無數遊客到越南首都河內過年，導致高級酒店人滿爲患。越南去年因爲外國人加大投資和出口好轉，取得了8.2%的增長率。2000年後，越南年均增長7.5%，創造了800萬個工作崗位。地處中亞的哈薩克斯坦憑藉石油出口，自2000年後實現了10%的快速發展，並通過開放市場，5年內吸引了281億美元國外投資。
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也對得起“Chindia（中印）”、“BRICs（金磚四國）”的名字。中國自2003年後經濟增長率高達10%，從去年開始著手穩定內需，但預計今年增長率將達到9.8%。歐洲今年取代美國，成爲世界經濟的支柱。日本經濟也是一片繁榮景象。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的經濟也在穩定、快速地發展。
但我國怎麽樣？政府像什麽免罪金牌一樣拿出去年增長5%（預測）的資料，但很難逃避“失去的5年”的評價。韓國經濟專家、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深川由起子反問道：“韓國政府強調外國企業投資，但韓國企業（在國內）卻不投資，試問，哪個外國企業會投資。”他還說：“盧武鉉政府除房地産以外，沒有實施經濟政策，最終獲得了最低分。”但房地産政策連盧武鉉總統本人也承認失敗。
如果政府未能實現創造工作崗位的目標，將責任歸咎於“沒有雇用的增長”結構，並視因政策失敗患上的“房地産癌症”爲“嘗試錯誤”，那麽“韓國病”就會變成疑難雜症。雖然經濟條件和發展途徑不盡相同，但德國放寬勞動市場的規制、越南和印度以及哈薩克斯坦積極引進外資的努力也可以成爲治療“韓國病”的處方。只有不斷向別人學習並付諸實踐，才能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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