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金秉准要說清楚到底有沒有剽竊論文

教育副總理金秉准被捲入1987年在國民大學任教時剽竊擔任博士學位論文評審的申庸雨（已故）的論文的爭議。金秉准昨天予以否決說：“我發表論文的時間比申庸雨的博士學位論文更早。”換言之，剽竊論文的是申庸雨。但他的辯白顯得那麽蒼白無力。

金秉准承認參與申庸雨的研究過程。申庸雨爲獲得資料，對400名首爾居民進行了面試調查。而調查計劃由金秉准制定。其結果是“平均分攤”。以同樣的資料爲依據，一個人發表博士學位論文，另一個人發表了學會論文。但金秉准說：“是我先發表的，所以沒有問題。”那麽，我們想問在大學執教20年的金秉准，這在學術上是一件光彩的事嗎？

申庸雨完成論文的時間是1988年1月，而金秉准在韓國行政學會發表論文是在1987年12月，兩者相差不過2個月。但申庸雨的論文是博士學位論文，所以應該是提前完成大綱。申庸雨的論文長達120頁，金秉准的論文只有15頁。兩篇論文在題目和內容上有很多相似的部分。更何況，借用博士學位論文已成爲學界的慣例。只靠先發表的說明，無法消除疑惑。

學界上只有標明準確來源時，才允許共用資料。1988年6月，在刊登金秉准論文的學會雜誌發行時，申庸雨的論文已製作完成。但金秉准只是模糊地說：“資料通過申庸雨收集。”沒有標明準確來源。這在學術、道德上都是理虧的做法。

我們也不能讓去世的申庸雨站出來發表反對立場。但即便如此，也不應把受害者誣陷成加害者，毀壞故人的名譽。金秉准委託學界查明剽竊與否問題是理所應當的事情，但誓要推進大學改革的他有沒有這樣的道德，卻令人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