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就像放錄音一樣不斷強調說要推進能多創造工作崗位的政策。要想增加工作崗位，必須使民間投資蓬勃發展。政府使用稅金創造的“公共工作崗位”不僅存在局限性，而且重課稅反而會使民間投資萎縮。通過減輕國民的“稅金負擔”來刺激投資，從而增加“好的工作崗位”的最有效的政策就是“放寬限制性規章制度”。
全國經濟人聯合會在最近公佈的《服務産業雇用擴大方案》中指出：“韓國服務産業的不完善導致從其他産業吸引勞動力的能力缺乏，而且，隨著海外（服務）消費不斷增加，國內服務産業無法創造新的工作崗位。”無論是國內服務産業吸引勞動力的能力不足，還是韓國國民海外服務消費的增加，都源于嚴重的行政限制規章制度。
例如，如果大幅解除醫療、教育、休閒等領域內對最高級高價服務的限制規定，新型投資就會增加，工作崗位也會進一步增加，國內服務産業的競爭力提高後，消費者不用遠赴海外就能享受到高級服務。這樣一來，資金就會在國家內部活躍地迴圈，同時促進增長和分配。
儘管道理如此簡單，但政府不僅不鼓勵能夠大幅提高競爭力的投資，反而不斷維持甚至加強限制規定。不到萬不得已，政府的一部分——公平交易委員會怎麽會慨歎說各部門的多重限制規定太多了？
因此，高附加值的服務行業的海外依存度日益提高，服務收支呈現出長期逆差狀態。去年，教育和醫療收支逆差分別爲34億美元和4億美元。日本於2001年放寬民間企業參與保育院的標準後，2004年保育領域的服務銷售額比前一年增加了49%，在家醫療服務銷售額也增加了20%。
政府不斷強調說“服務産業是增長動力”，試問又有誰不知道這個道理？如果不能切實放寬限制性規章制度，去培養增長動力，那麽根本沒有必要說這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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