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是過渡期問題還是結構本身的問題？

最近，盧總統以5天爲間隔進行了兩次現場直播記者招待會，足見國民需要瞭解的問題之多，以及總統本人需要回答的問題同樣多得不容喘息。但儘管記者招待會如此頻繁，疑問仍源源不斷的根本原因在於對現象的認識差距。就拿昨天在“就任100天記者招待會”中，把社會矛盾和由此引起的混亂歸結爲“在形成新的習慣和文化的過程中出現的過渡期現象”的本身就脫離了普遍的社會情緒。

正如盧總統所指出的那樣，如果貨物聯合會真的從幾個月前開始向政府闡明過情況，卻無人爲其敞開對話的視窗，致使最終暴發拒運罷工，且面對連續幾天的罷工，有關部門並未採取任何措施，那麽，應該說這早已超越了“過渡期的執行錯誤或失誤”的範疇。無論是教育副總理和民政首席秘書“無視”總統指示的行爲，還是在國外訪問中的總統向國內挂電話時無人接電話的狀態，都難以只用一句“新的習慣與新的文化”來輕描淡寫。

這種過早的權力疲軟現象應歸咎於，在新的執政勢力還未來得及構築新的國政運營體系就迫不及待地追求所謂的“脫離權威和脫離已有秩序”的過程中所出現的結構性的弊端。

另外，那些“實力唯一”主義和蠻不講理的現象的出現，究其實質也是借權威與現有秩序動搖之機發泄出來的集體利己主義的肆虐。而盧總統對經濟和民生的全面而嚴峻的危機避而不談，只顧“宣傳”在海外發行的韓國債券的利率創歷史最低，而且“因勞資糾紛造成的損失大大低於去年”的做法，同樣回避了現實，更談不上對國民的情緒有所體察。質問媒體“爲什麽只跟著總統”的做法同樣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因爲這只能說明只顯示總統作用的國政現狀所存在的問題，而非媒體之過。

唯一值得肯定的是，總統對自身與政府的過失的認識，但願能夠不忘思考一下：爲什麽出現了這樣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