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黨某高級官員30日終於嘆了一口氣.‘夜來安然無恙否﹖’又重新成為漢城官場上問候早安的話題.
在岌岌可危的政局之下﹐他的嘆息包藏着執政黨人士的焦慮﹐如果不強製作出緊急對策﹐情況肯定會更糟.可是又從甚么地方做起呢﹖怎樣解決﹖感覺方向的喪失形成一種毫無頭緒的焦慮.
這種方向感的喪失意味着國政中長期戰略的制定與推進﹐以及協調‘青瓦臺——執政黨——政府’的執政指揮部出現了異常情況.
協調民主黨與青瓦臺的途徑大致有五種﹕△黨的領導層——總統政務首席秘書官 △黨的領導層——總統秘書室室長 △黨的基調室室長——總統 △黨的三大重要人物——總統（每週報告一次）等的正式渠道 △‘主要親信’——總統的非正式渠道.
問題在於﹐像這樣通過各種途徑得到的各種情報﹑政策的報告和建議形成了競爭.因為‘失實的情報﹐沒有得到驗證的政策﹐以及時而互相衝突的情報與政策雖然成為報告和建議的內容﹐但因沒有‘過濾’真偽的措施﹐這將導致國政混亂.
最高委員會議的協調機能也是不著實質的過份奢望。雖然有許多這樣那樣的意見﹐但因最高委員間的看法各有很大差異﹐政治上的利害關係也互有分歧﹐所以很難把意見統一到同一個方向上去.
政府與執政黨間的協調機能則更加脆弱.僅從最近制定‘減輕農漁戶負債特別法’引起的爭論﹐就可見一斑.當初﹐政府以‘特別措施’來平息農民的不滿﹐後來﹐僅因農民于11月21日佔踞高速公路進行激烈的抗議示威﹐遂答應制定特別法. 對此﹐就連民主黨內部也有許多批評之聲.
‘醫療大亂’也與之相似.保健福趾部長官擁有全權﹑醫療費上漲和國庫支援地區醫療保險的正式討論是在‘大亂’發生四個月後的10月份才進行的.在此期間﹐政府像‘對哭孩子餵奶’那樣﹐一點一滴地逐漸提高了醫療費﹐並以提高的醫藥費勸說醫療界﹐但每次都以失敗而告終﹐至今‘醫療大亂’仍在進行.
從這兩件事呈現出的黨政問題大致有兩個﹕首先﹐ 政府對農民和醫生的集體行動缺乏正確的推測和分析.如果把政策的決定過程分為‘輸入（推測及投入）’與‘輸出（決定及產出）’﹐那在輸入的過程中響起了‘危險的信號’﹐‘輸出’過程也是如此.雖然農民與醫生的要求不是最近這一兩天才發生的事﹐在解決的過程上﹐政府卻毫無原則般地﹐被牽着鼻子走.
政策決定後﹐監視與監督實施過程的管理機能也暴露出很多問題.最後﹐在‘推測——決定——管理’政策機能的所有三個階段中都出現異常跡象.
時下出現了對現政權的這么一種說法﹕‘指揮部’是不是名存實亡﹖總統秘書室也只是履行與黨政單純的聯絡機能﹐完全無法主導協調工作.
‘現政權都是各自為伍.’的說法也正是出於這一原因.這就是說﹐不管是誰佔據着什麼樣的位子﹐過去的政府機制可以每一個人都能發揮其作用。現執政黨的毛病是實際上已掌權三年﹐卻仍無法脫離在野黨的‘體質’.
此外﹐現在國務會議等各種會議比歷代任何政權都要多﹐包括執政黨人士在內不少人在懷疑這些會議的工作效益.有人指出﹐事先沒有綜合地討論政策綱領﹐也沒有進行充份的協調而草率召開會議﹐會議上的討論和其結果必然應是膚淺.
國政運行體系與指揮部的失控都是演變為‘人治爭論’的直接原因之一.
尹永燦 yyc11@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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