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美国关税炸弹更危险的，是“都怪别人”通商与外交

新政府上台后进行的对美谈判有一系列的模式。如果美国（主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青瓦台就会紧急派遣部长级人士前往紧急灭火。带着悲壮表情踏上访美之路的人士们在会见对方后站出来表示：“很好地说明了我方的话语，并使美国对此理解（或被说服）了。”他们同时还会强调事态的严重性。

上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通报”再次把韩国产商品的关税上调至25%时，也没有太大的不同。火烧眉毛后，产业通商部长、通商交涉本部长、外交部长接连前往美国。结果是“空手回国”。未能成功说服的部长们把矛头转向了别处。例如“因为国会迟迟没有通过《对美投资特别法》”（产业部长金正官）、“美国没有充分理解我们的制度和体系与美国不同的部分”（通商交涉本部长吕翰九）。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还说不是我们（政府）的问题，而要怪国会，或者是美国的无知和误会。

相反，外交安保部门却作出了不同的判断。外交部长赵显9日在对政府质询中表示，访美期间见到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如果非关税壁垒谈判没有进展，将通过提高关税改善贸易赤字。”意思是说，非关税壁垒问题是提高关税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家安保室长魏圣洛理直气壮地表示：“关税协议动摇的影响将波及安保领域。”有评价对此认为，这是在指责通商部门的关税协议管理失败，金正官则表示：“如果法案通过，再次上调的关税将恢复正常。”

诊断各不相同是因为将责任推给外部。也就是说，国会、韩美间制度差异、非关税壁垒导致情况恶化，是没有办法之事。恰好12日搁浅的国会“处理对美投资特别法特别委员会”就是给这种推卸责任点火的火柴。美国的账单不断发生变化，压力越来越大，韩国则越来越在变成任何人都可以不负责任的结构。

要打破那种把责任推给外部以躲避危机、却又再次被对手“重拳出击”而被迫收拾残局的恶性循环，政府当局有必要坐下来，共同盘点当前的形势。即便高层官员接连被紧急派出，事态仍发展到无法遏制的地步，是否真的只是因为法案本身所致，也需要冷静地加以反思。各方在相互指责，连指责的理由都不尽相同，这会让谈判对手觉得这是一个“连内部都未达成共识、无法共享立场的政府”。这种内耗与混乱，可能比关税重击更加危险。

即使在韩美首脑间达成协议的“联合事实清单（共同说明资料）”之前，数月来各领域进行了协商，但在履行后续措施时，通商和外交也应该以“两人三足”的方式进行。必要时，还应考虑韩美间举行“外交、通商部长2+2会议”等形式。特朗普总统通过社交媒体的突发通报早已成为常数。通商外交的基本是预测和应对不可预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