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出生率依然如故，“计划”已然消失

又过了一年。本应从今年起实行的第五次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2026-2030年）直到今年仍未出台。

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是根据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法，从2006年起每五年制定一次的国家综合计划。就像过去的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提示产业化和经济增长方向一样，该基本计划确定了应对人口危机的国家战略的大框架和方向。

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进入总合生育率不到2.0人的低生育阶段，2002年成为生育率不到1.3人的“超低生育国家”。出生率下降成为结构性问题后，政府于2005年制定《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法》，并于第二年实施第一个基本计划。经过前四次计划，育儿休假、生育奖励金、无偿保育、儿童津贴等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应对低出生率的基本政策被引进和落实。如果没有基本计划，分散在各部门的生育、育儿政策很难如此迅速地形成体系。

但这一次的计划到年底为止连草案都未能制定，最终跨过了实行年度。至少在前一年底出现大框架才能分配第一年的预算和人力，并整顿相关制度。依据法律而定的国家计划连日程都没能遵守，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事实上，这种事态早有预料。在2024年底紧急戒严后持续的政治混乱中，各部门讨论空转，政权交替后其动力进一步减弱。本应引导基本计划的低生育高龄社会委员会在没有新人选的情况下被搁置。在前政府任命的副委员长领导委员会的暧昧局面下，去年9月甚至出现了将该委员会改组为人口战略企划委员会的构想，情况进一步恶化。该委员会人士表示：“因为不知道组织会怎么样，所以更难与相关部门讨论基本计划。”

总统也对此漠不关心。名义上担任委员长的总统在就任后一次也没有召开或主持委员会会议。青瓦台内人口政策组织被压缩为秘书级，而其秘书一职自政府上台以来已经空缺6个月。包括委员会改组在内的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法修改讨论也没有取得进展。

在这种氛围下，新生儿数和出生率的反弹可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2023年跌至0.72人最低点的总和生育率在疫情和婚姻增长的带动下正在反弹。最近行政安全部表示，新生儿数连续两年增加，达到26万名。

但是，现在还不是让人放心的阶段。新生儿数仍只是10年前的一半水平，出生率未能摆脱世界最低水平。人口已经连续6年减少，老龄化速度正在加快。目前还没有能够说明已经摆脱低出生率危机的指标。

最重要的是，不能忘记现在的小幅反弹也是经过前四次基本计划积累的政策的结果。遇水时应该划桨，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新生儿数稍微增加的现在，应该更加用力地划桨。工作和家庭两全、扩大男性育儿参与、承认多种家庭等剩余课题还堆积如山。如果因为部分数据有所改善而安心放手不管的话，我们将再次重复历史中反复出现的“安心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