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的爱

1807年，德国屈辱地被拿破仑击败。拿破仑比正在撤退的德军前进得快，一举占领了柏林。他更以侮辱的方式，向德国人夸耀，自己是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军事继承人。

从同年12月开始的14周时间里，每周日晚在法军占领的柏林科学院讲堂上，一名40多岁的哲学家进行热情的演讲。他并没有分析德国战败的原因，也没有给出将责任转嫁给他人的“狩巫式”安慰，也没有传递一定会克服的希望信息。在最坏的情况下，他居然理直气壮地宣布：“德国人是有力量引领世界、成为世界模范的民族。”

这位哲学家就是费希特，他的演讲汇集的文章就是《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德国直至当时还是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等多个公国的联合体。冲击性的战败很可能会找到替罪羊、导致更深的分裂。费希特意识到这种危险，宣布所有的邪恶都起源于外国。“德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这个优点受到了外国语言文化的污染。若能除掉邪恶，恢复德国人民的本性，团结全国，德国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这一主张之所以具有说服力，是因为他呼吁：“为引领未来，需要富有创意和热情的人才，而培养这种人才的教育将决定德国的未来。”只是他的主张由于与过度的国家主义相混，对德国而言成了一把双刃剑。

费希特的文章中夹杂着真实、煽动、洞察和诡辩。后代的知识分子有义务理解时代的情况，同时也有责任找出目的和手段的乖离。韩国社会是否在履行后一种义务？还是藏在“时代”的幕后，埋头于自我合理化呢？如果在一碗补药中加入一滴毒，药也就成了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