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现在”，韩美两国应忠实于当前问题

　 “危机和僵局一旦出现，至少有这样一种好处：迫使我们去深思。”

　这是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话。在与朝鲜的外交陷入僵局、全世界因新冠疫情的影响而摇摇欲坠的今天，韩国和美国的当局者们应该思考尼赫鲁总理的洞察。首尔和华盛顿应该接受拉丁语“carpe diem”即“把握现在”。有必要暂时推迟安保问题，着手防范和应对新冠病毒的大流行。

　两个同盟国家不应该就防卫费分摊额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而是应该成立专家委员会，发挥应对类似于现在的大流行等潜在危机的重要洞察力。此外，两国应共同制定战略，克服新冠疫情，应对未来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委员们应该开始研究这次危机的初期局面中亚洲创造的成功模式。这是台湾、新加坡、韩国应该共享的卓越研究案例。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理论有助于说明台湾的成功。台湾因为中国（大陆）在国际舞台上失去了立足之地。2003年非典时期也受到严重打击。因此，台湾政府意识到，要想在未来的大流行中生存下去，必须自己解决问题。公共卫生也成为台湾政府的核心力量。台湾通过先发制人的检查，找到了感染源。还积极追踪感染者，进行了多种水位的自我隔离。另外，不是政界人士的卫生部门首长亲自指挥了情况。

　新加坡致力于公众保健、教育、高科技和公民义务等方面。城市国家的DNA、首任总理李光耀的传奇领导力、东西方及区域内转口贸易的领先地区等，都使这一历史得以实现。新加坡政府发出“居家令”，明确表示将立即将学生转换为网上学习。

　韩国人口超过5100万，经济规模居世界第12位。在应对新冠疫情时，韩国提供了比台湾和新加坡更广阔层面的成功事例。首尔在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暴发后，为检查传染病，强化了保健当局和医疗机关的力量。韩国在报告16起感染事例的2月4日批准了第一种检测工具。

　东亚的事例有几个特点。第一，这些国家在公共保健体系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第二，构建了应对传染病必须的医疗、技术、法律结构。第三，引导了市民的责任感。韩国、台湾、新加坡表现出的透明性和信赖感，比起通过信息控制和监管成功应对新冠疫情的中国（大陆），在民主主义方面留下了更好的教训。

　不过，首尔为了确保必要的数据，也搁置了对市民自由的担忧。民主国家在讨论如何在保健紧急状态时实现隐私和信息安全的平衡时，将提供有用的手段。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一些比较成功的模式也引发了人们对“奥威尔式”，即乔治·奥威尔小说中出现的监管体制的担忧。

　韩国和美国应该同时讨论为使危机长期化对工作岗位和商业造成的影响最小化的战略和恢复经济的战略。另外，韩国和美国的军队如何持续进行训练、保持充分的准备态势并保持遏制，也是个问题。美国“西奥多·罗思福”号航空母舰的舰长因为担心感染病毒发出警告的方式而遭解雇的事件，令人想起士兵和军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对疾病的抵抗力较弱的事实。

　首尔和华盛顿应该使用委员会，来寻找什么才是政府和私营部门为恢复经济所能做的最明智的投资。两国应尽量减少紧急状态造成的经济损失，促进恢复民主，发展探测生物学风险的手段。新冠疫情是韩美两国专家们需要动员最优秀力量的共同问题。现在是应该忠实于现在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