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报道追溯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最终篇（上）报道了显著崛起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下）着眼于韩国与台湾的民主化，以思考这一地区的既往与将来。
邓小平 史无前例的“实践”
夜深了，在北京“老主顾”的饭店里难以入睡，打开窗，点燃了香烟。近来，吸烟已经变得讨人嫌了，竟然还有可以吸烟的房间，对我而言真是幸事，但不久的将来，这里恐怕也不会高抬贵手了吧。
阳春三月，北京一下子变暖。夜晚，响个不停的汽车喇叭声交织着不知从哪里传来的京剧音乐，人声嘈杂，很不平静。奥运在即，整个城市都在繁忙，施工的噪音也不绝于耳。
摇晃着巨大的躯体突飞猛进的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连续5年达两位数，贸易总额仅次于美国和德国位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爬得高，摔得狠，总有一天会倒霉。围绕她的前途，全世界喧嚣不已，众说纷纭。
毕竟是拥有13亿——实际上也许是14亿人的国家。仅凭这一点，就让人觉得试验如同走钢丝，加之共产党专政的市场经济，完全没有先例可循，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采访了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54岁），他是综合分析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国情研究”第一人。他列举了一系列显示中国崛起的世界银行的数据，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
“强国与富民，这两者缺一不可，都必须达到。今后成为第一的恐怕只有中国吧。”
防止环境污染，政治与社会稳定等，胡先生并没有忘记指出这些为了进一步发展所必须面对的课题。胡先生也参与政府政策制定，他说“谁也无法正确地预测这个巨大国家的走向”，这句话令我深有感触。
邓小平（1904－1997），曾三起三落，作为中国最高实权人物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政治家。生于四川省，16岁赴法留学。曾任副总理、党的总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7年恢复工作，任党的副主席。照片为深圳公园的画像（福田摄影）
深圳是80年代成立的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时隔15年故地重游，这里高楼林立，远远望去竟似曼哈顿，熙熙攘攘的人群，衣着穿戴与东京的繁华街没有什么区别。当年访问这里的时候，刚建成不久的百货店里，店员们呆呆地站着不知所措，而今天都在忙碌着，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
深圳200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是930亿美元，进出口总额是2800亿，港口的集装箱总量居世界第4。为我列举出这些数据的是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的乐正院长（52岁）。据说人口为860万，若包括流动人口则有1200万人，这一点也与东京相当。
我乘坐4人包厢的夜车从武汉的武昌火车站出发到达深圳。武昌火车站的宏伟规模同样令我震惊。大约花费了170亿日元的扩建工程刚刚完工，像博物馆一样豪华壮丽的外观，仅通道就有20米宽。不仅是建筑物，副站长杨涛先生（35岁）说“主要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理念”。那是什么呢？就是提供购票和换乘的便利等，以顾客为本的思维方式，实现从“管理型车站”到“服务型车站”的转变。
经过长途旅行来到深圳。这里有一个叫做莲花山的美丽公园。略高的山丘上矗立的雄伟铜像在远眺着高楼大厦。他是制定了执行至今的改革开放路线的邓小平，人们把深圳称做“邓小平城市”。在别的公园悬挂着他的巨幅画像，还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标语。提出改革开放是百年大计，而邓小平开辟这条道路是在1978年，距今已经整整30年。
当时有一个大项目，成为了这一路线的象征。
■ 日中建设的钢铁厂 今天已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在沿途前呼后应的欢呼声中，一群手举火炬的运动员在街道上奋力奔跑。巨龙飞舞，周围呈现一派过节般的热闹景象。到达会场的运动员跑上圣火台，庄严地点燃了炉火—
这不是北京奥运会的预演，而是1985年9月上海宝山钢铁厂一号高炉点火仪式的情景。我看了当时的录像。因作家山崎丰子的《大地之子》而闻名的宝山钢铁厂，作为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国家项目于1978年着手兴建。中国引以为范本并请求指导的是新日铁公司，通过与新日铁的长期共同作业，宝山建设也成为战后日中合作的象征。
黄锦发先生（81岁）曾出席一号高炉的点火仪式，当时他是此项目的中方负责人之一。“那天可真高兴啊，平时不喝酒的，那天也喝得大醉。” 我在上海见到黄先生时，他不无感慨地说。可在建设当初，他经常对新日铁方面毫不客气，不是说“我们要这个机器！”就是说“这可不行！”之类的话。
中方坚决要建与最先进的新日铁君津制铁所完全一样的工厂，并且毫不让步。这可难坏了被派到外国还不习惯技术指导的新日铁员工们。现任新日铁工程技术公司常务执行董事的高桥诚先生（58岁）当时还很年轻，作为设计联络员被派往上海。那段日子，他每天都要面对中国技术员们既好胜又固执的提问，至今记忆犹新。
这个螺丝为什么弯了？为什么是尖的？在中国，高桥先生经常遭遇提问的进攻，如果有错误的话，肯定会被毫不留情地曝光。“感觉上好像对我们的说明马上说OK很不甘心。”当时对于战争的记忆比现在更深刻，同时汇聚在上海的中国技术人员大概有一种绝不能被那个日本瞧不起的心态，而这种心理又与他们对掌握技术知识如饥似渴的热情交织在一起。
另一方面中方也向日本派遣人员到新日铁进修。虽然充满了争吵，但也许“正因为如此”，为实现宝山建设这一共同目标而进行的合作才得到了切实深入的相互理解。
现场的工作艰苦地持续着，而宝山建设却不止一次遭遇了停建的危机。中国的资金不足，加之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激烈，计划在建设过半时出现一波三折。我到北京采访了时任中方总指挥的陈锦华先生（79岁），据他讲有一个时期甚至已经绝望了。陈先生说，在那些胃痛的日子里，是邓小平给了最大的支持。他还讲了一段插曲。
在建设高潮期，从日本运来的打桩锤碰伤了表面，中方认为“日本卖给我们的是旧货”，引起悍然大波。邓小平问“究竟是怎么回事？”结果一调查，是中方检查时碰伤了表面，把这一原委告诉邓小平后，他指示道：“如果是那样，你们应该对大家讲清楚”。
陈先生回忆道：“如果没有邓小平坚持一贯方针，从大到小都给出具体指示，就不
会有宝山建设。”后来担任过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陈锦华先生是在实践层面执行改革开放路线，现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名誉会长的重量级人物。
就是这样的陈先生也和现场的人们一样，通过宝山建设了解了日本人。他至今也不掩饰对日方的主角、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先生的敬爱之情，同时高度评价建设当时日本技术人员的工作风范。他说：“经常令人想起鲁迅的《藤野先生》”。
在一无所有的地方建起的宝山钢铁厂成长为超大型企业“宝钢集团”，2004年，美国的《财富》杂志将其选入全球企业500强。新日铁常务执行董事入山幸先生（60岁）评价说：“宝钢的技术精英储备雄厚、设备和效率在中国超群，有些领域不比我们逊色，制钢的基本技术已经进入世界一流水平。”
以宝山为龙头的中国钢铁业实现了飞跃。1978年排名世界第5的粗钢生产量1996年站到了首位。国内需求之大，其他国家无法相比。如果说日本的钢铁业在本世纪重新恢复活力多亏了中国的话，那么资源的争夺、苦于原料上涨的原因也在中国，这头巨象只要动一下，钢铁业界就会摇晃。
中国以铁为国家之本，陈先生在他的论著《国事忆述》中这样写道。中国从公元前就开始炼铁，在技术上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后来落伍了，并由此导致“被拥有现代炼钢技术的列强一再侵略”。日本从日清战争、中国称作甲午战争开始参与其中的历史，虽然说起来不尽然是好事，但宝山建设绝对是宝贵的共同作业。黄锦发先生提起宝山时说到了“饮水思源”。
■ 以南巡讲话为契机 彻底进行经济改革
深圳、武汉、上海，我所挑选的都是和邓小平有关系的地方。在改革开放路线推行了十几年后的1992年初，邓小平遍访这些地方倡导推进改革开放路线，被称为南巡讲话。武昌火车站正是成为其舞台的地方。中国真正加速改革开放是从这次南巡讲话开始的，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是在1992年。
不论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一“白猫黑猫论”是广为流传的邓小平语录，南巡讲话时，其许多一贯的主张得到生动真实的再现。
“如果认定是正确的，就干个一两年试试。如果证明是正确的，就下决心干，错了就改正，停下就是了。即使停下来，可以马上停，也可以看情况逐步停，留个尾巴也无
所谓。”
他还说了一些日方人员听了可能会苦笑但也能理解的话。
“会议太多，文章太长，讲话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意太少。有些事需要反复说，但话要简洁。”
在非公开场合说了些什么，怎么说的，尚不清楚，但以上这些邓小平的语言直截了当，确实容易理解。获得多数国民的支持是当然的，方针一定，中国开始迈向赚钱之路。东洋学园大学的朱建荣教授是这样解释的。
“80年代是中国这架巨型飞机起飞前的滑行阶段，1992年才是拉起操纵杆起飞的时候。苏联和东欧计划经济的弊端和文化大革命的悲惨经验推动走上了改革开放道路。”
朱先生说，邓小平的才干应该大书特书。鉴于苏联、东欧的崩溃教训，他避免让国内的不满情绪指向政治体制，而是引向了经济改革。虽然对在政治体制方面坚持共产党专政不让步，89年天安门事件时毫不犹豫进行镇压，不好盲目地作出评价，但是如果有人问，没有邓小平中国会稳定地发展过来吗，恐怕难以简单回答出来吧。
原本精于生意的中国人，一旦心思已定，马上便见成效，如今日所见；但派生出来的问题也很严重。大城市虽然一派繁荣盛世景象，若去乡下，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还有上亿之多。官员腐败现象也很惊人，至2007年的5年间，仅被判罪的腐化公务员就超过11万人。国内积压的不满情绪很严重，这一年来每次去中国到处都有耳闻。改革开放与现行政治体制的矛盾总有一天要爆发，这种说法也经常听到。
对中国来说，已经没有样板可寻。若有漏洞，只好亡羊补牢，循序渐进，摸索既非前苏联、亦非欧美的模式。鲁迅说“地上本没有路”。现在，中国正走在鲁迅想也没有想过的道路上。
（福田宏树）
▼ 中国的改革开放
指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在邓小平领导下进行的国内改革及对外开放政策。毛泽东逝世和逮捕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两年以后，在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现了从毛泽东时代路线的历史性转变。从此，因大跃进政策和文化大革命的混乱而疲惫不堪的中国开始摆脱过去的计划经济，大胆引进市场机制。
解散人民公社，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民自主权。保留国有企业，但承认个体经营，在广东省深圳等地设立经济特区，积极引进外资。提出“先富论”，让具备致富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觉察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活力下降后，于1992年通过南巡讲话发出改革开放的总动员令。此后，中国经济凭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持续增长；但另一方面，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距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也趋于严重。
▼“历史有生命力”第10章（上）教科书比较▼
中国走向“改革・开放”路线，20世纪80年代后期，韩国和台湾开始推进民主化进程。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各地的中学生是怎样通过历史教科书学习的呢？
■日本 对“中韩台的国内问题”没有记述
中学课本采用最多的是东京书籍出版的《新社会 历史》，其中没有任何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韩国、台湾民主化的记述。其他出版社的教科书也是如此。
在东京书籍10年前的教科书中，尽管简单，但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曾有过以下记述。
“在亚洲，19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着手经济改革的中国于1989年发生了要求民主化的动向，但遭到政府镇压（天安门事件）。其后，经济仍然保持快速增长，而政治上的民主化则成为重大课题。”
社会编辑部长渡边能理夫就此说明：“因为中学学习的历史主要围绕日本国内发生的事件，即使涉及国际性内容也侧重于与日本的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韩国的民主化等是作为各国的国内问题看待的”。
10年前的教科书之所以记述天安门事件，是因为“当时以为时事问题，之后对日本也产生了影响”。
但是，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逐年增强，“中学的地理教科书中有关中国的记述不断增加。假如历史课也讲授日中经济关系，那么就必然要涉及改革・开放”。
高中课本采用最多的是山川出版社的《详说 世界史Ｂ》，其中近1页篇幅记述了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复出，引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天安门事件及其后的动态。关于韩国的民主化，有8行说明，诸如：1992年选举时，金泳三当选，成为时隔32年首届非
军人出身的总统；继其之后的金大中也推进了民主政治等。关于台湾，仅有4行说明，“1987年戒严令解除，88年就任总统的李登辉致力于推进民主化。” （大久保真纪）
■韩国 重点放在“斗争赢得的民主化”
讲授韩国史的教科书《国史》只有国家统一规定的一种版本。其中关于韩国的民主化部分有两章：《民主主义的考验和经济开发》、《民主化运动和争取统一的努力》。关于民主化运动，追溯了60年代以来的历史，仅正文篇幅就达8页之多。
首先对1960年打倒李承晚总统的“4・19革命”下了这样的定义：“它是学生和市民为了捍卫自由民主主义而发起的运动，旨在维护国民的自由和权利，实现民主主义的理念”。关于1980年造成大规模流血的光州事件，做了如下记述。
“市民游行示威，反对军人企图再次执政，要求恢复自由民主主义的宪政体制。运动波及全国，其声势在光州达到顶点，导致了5・18民主化运动。”
进而，对1987年发生的反对全斗焕政权独裁，要求采用总统直接选举制的民主化运动做了如下记述。
“市民声讨军部独裁和营私舞弊，要求修改宪法。市民要求民主化的这种激情升华为６月的民主抗争，波及全国，迫使军部势力屈服，最终宣布了６・29民主化宣言。”
国史编篡委员会的金得中博士说：“起始于光州，发展至87年运动的历史潮流，为今天的韩国民主政治奠定了基本模式。民主化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国民自身争取的胜利，我们为此感到自豪。因此把它作为讲授重点”。
另一方面，关于台湾的民主化，不仅国史，世界史也未言及。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世界史的《社会2》中有记述。金星出版的教科书中写了2行：“中国自1978年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取得快速发展”。此外，正文和注释在列举领导人时提到邓小平的名字。 （樱井泉）
■ 中国 18页篇幅赞颂总设计师邓小平
在中国，使用最广泛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发行的《中国历史》。其中以“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建设”为题，用一个章节18页篇幅，对改革・开放做了详尽说明。
记述自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十一届三中全会”）力图大胆转变政治路线至1997年中国共产党章程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特点是采用了不容置疑的措辞，以至让人惊讶，这是中学生的教科书吗。
例如，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如下记述。
“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两个凡是”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采取的方针，“凡是”毛泽东的决策和指示“都要坚决维护”。
教科书忠实地反映了学习辅导纲要《历史课程标准》中规定的“要认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认识到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等目标。
特别给人留下印象的是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题反复介绍了其理论和业绩。同时还刊了4幅照片。
另一方面没看到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等国内民主化运动以及韩国、台湾的民主化的记述。 （佐藤和雄）
■台湾 政权交替 评价为政治发展渐入常轨
台湾广泛使用南一书局的《国民中学・社会》中，在中国史部分谈及了改革・开放。用了近3页篇幅，强调中国政府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在政治上严加控制，如天安门事件等。所谓“中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略称。
“中共虽然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但政治上仍实施严格控制。1989年，北京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争取政治民主化，却遭中共当局在六月四日出动军队、坦克车镇压，造成许多民众、学生的伤亡。”
关于台湾的民主化，在台湾史部分的“民主政治的发展”章节中，用3页篇幅重点
记述了“国民党以外”的反体制运动。
“自197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起飞、教育水准提高，政治与社会改革运动逐渐兴盛，对政府的威权统治造成很大的挑战。例如：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不但引起国际注意，更唤醒民众的政治意识。而1986年民主进步党的成立，更使党外运动进入政党竞争的新阶段。”
回顾1996年总统直接民选、2000年民进党取代国民党执政等历史进程，高度评价“台湾政治发展渐入常轨。”另一方面，关于韩国的民主化，包括世界史在内也未谈及。
南一书局教科书编撰指导委员、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惠民说：“改革•开放和民主化，由于课时关系不能过多讲授。加上地理和公民课也占用课时，所以连同历史课在内三个科目综合进行教学”。
公民课设置“民主政治比一比”这一课题，让学生思考“政府若施政失败，只须追究行政官员有无法律上的责任”和“执政者须为施政得失负责，接受民意机关与舆论的检视，甚至会主动请辞下台”这两者哪个具备民主政治的特色？ （田村宏嗣）
▼山室信一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长▼
访谈20位有识之士（19）--东亚近现代史10件大事
第1次世界大战 作为起点的重要性
首先当举第1次世界大战。各种事件和思潮都起初于此，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其重要性。
也由于美国总统威尔逊曾提倡“民族自决主义”，朝鲜发生三一运动、中国发生五四运动、亚洲的殖民地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同时，由于大战期间爆发俄国十月革命，殖民地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呼声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合为一体。另一方面，“对华21条要求”以及出兵西伯利亚等加剧了日本同中国、欧美、苏联的冲突，为太平洋战争埋下了伏笔。
进而，随着国际联盟成立，国际体系发生变化，并且出现了战争违法化的倾向。日本未能顺应这种大变动，反而出于对总体战的危机感，促成军部抬头。在文化、思想方面出现了向摩登女・摩登仔等时髦倾斜和导致“超克的近代”（超党近代）怀疑论这两种现象。
第二，“亚洲太平洋战争和日本国宪法的制定”。由于在战争中日本人在亚洲各地以军人的身份接触当地人，自然会产生前所未有的体验，但这与对亚洲认识的变革没有直接联系。
不过，决定放弃战争、具有人类史意义的宪法之所以长期得以持续，除江户时代末期以来的思想脉络之外，与从军的体验、包括遣返在内的殖民地体验、后方的悲惨体验也不无关系。
“日俄战争”促进了亚洲有色人种的觉悟和抬头。来自越南、中国、印度等国的留
日学生和访日的独立运动家成立了亚洲亲善会等联合组织，继而导致了中国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对非洲和美国的黑人运动也产生了影响。“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以及无差别轰炸重庆、东京等地非战斗人员的行经，向人类敲响了警钟。
“朝鲜战争”导致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在东亚重新出现，促进了日本再度扩充军备。可以说目前仍处于休战状态，问题一直拖到了21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使冷战格局形成，除中台关系之外，西藏、维吾尔问题等难题仍然悬而未决。
关于“韩国合并”，对其合法性的争议至今仍然存在，成为日韩关系的芥蒂，妨碍两国之间的和解。同时产生了为固守韩国把满蒙当作“生命线”的争论。“日清（甲午中日）战争和向日本割让台湾”，在此之前一直束缚东亚的册封朝贡体制由此崩溃，转向国际法体制。日本通过获得台湾领有权变为帝国（我个人用语是“国民帝国”），最终向大东亚共荣圈迈进。
“满州国建国及崩溃后的‘残留’、扣留问题”。满州国的成立意味着日本的殖民地范围扩展至伊斯兰圈，大亚洲主义指导下的统治区域扩张全面开始。同时对战后的东亚体制产生了影响，如满州国成为了孕育日本岸信介和韩国朴正熙等的舞台，抗日运动为中国以及北朝鲜金日成政权成为正统打下了根基，等等。另一方面，彻底解决“残留”和西伯利亚扣留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最后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这已成为21世纪亚洲地区“大中华圈”（Greater China）的起点。当今的国际社会与过去以册封朝贡体制覆盖东亚的结构不同，但是如何面对中华世界又成为新的历史课题。
（采访人・佐藤和雄）
1951年生。研究亚洲的法政思想连锁史。著有《作为思想课题的亚洲―基轴、连锁、存在》等。《宪法9条的思想脉络》获司马辽太郎奖。
“我选出的10件大事”
①第1次世界大战
②亚洲太平洋战争和日本国宪法的制定
③日俄战争
④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
⑤朝鲜战争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⑦韩国合并
⑧日清（甲午中日）战争和向日本割让台湾
⑨满州国建国和崩溃后的“残留”、扣留问题
⑩中国的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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