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美國關稅炸彈更危險的，是“都怪別人”通商與外交

新政府上臺後進行的對美談判有一系列的模式。如果美國（主要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宣佈，青瓦臺就會緊急派遣部長級人士前往緊急滅火。帶着悲壯表情踏上訪美之路的人士們在會見對方後站出來表示：“很好地說明了我方的話語，並使美國對此理解（或被說服）了。”他們同時還會強調事態的嚴重性。

上個月美國總統特朗普“通報”再次把韓國產商品的關稅上調至25%時，也沒有太大的不同。火燒眉毛後，產業通商部長、通商交涉本部長、外交部長接連前往美國。結果是“空手回國”。未能成功說服的部長們把矛頭轉向了別處。例如“因爲國會遲遲沒有通過《對美投資特別法》”（產業部長金正官）、“美國沒有充分理解我們的制度和體系與美國不同的部分”（通商交涉本部長呂翰九）。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還說不是我們（政府）的問題，而要怪國會，或者是美國的無知和誤會。

相反，外交安保部門卻作出了不同的判斷。外交部長趙顯9日在對政府質詢中表示，訪美期間見到的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表示：“如果非關稅壁壘談判沒有進展，將通過提高關稅改善貿易赤字。”意思是說，非關稅壁壘問題是提高關稅的主要原因之一。國家安保室長魏聖洛理直氣壯地表示：“關稅協議動搖的影響將波及安保領域。”有評價對此認爲，這是在指責通商部門的關稅協議管理失敗，金正官則表示：“如果法案通過，再次上調的關稅將恢復正常。”

診斷各不相同是因爲將責任推給外部。也就是說，國會、韓美間制度差異、非關稅壁壘導致情況惡化，是沒有辦法之事。恰好12日擱淺的國會“處理對美投資特別法特別委員會”就是給這種推卸責任點火的火柴。美國的賬單不斷髮生變化，壓力越來越大，韓國則越來越在變成任何人都可以不負責任的結構。

要打破那種把責任推給外部以躲避危機、卻又再次被對手“重拳出擊”而被迫收拾殘局的惡性循環，政府當局有必要坐下來，共同盤點當前的形勢。即便高層官員接連被緊急派出，事態仍發展到無法遏制的地步，是否真的只是因爲法案本身所致，也需要冷靜地加以反思。各方在相互指責，連指責的理由都不盡相同，這會讓談判對手覺得這是一個“連內部都未達成共識、無法共享立場的政府”。這種內耗與混亂，可能比關稅重擊更加危險。

即使在韓美首腦間達成協議的“聯合事實清單（共同說明資料）”之前，數月來各領域進行了協商，但在履行後續措施時，通商和外交也應該以“兩人三足”的方式進行。必要時，還應考慮韓美間舉行“外交、通商部長2+2會議”等形式。特朗普總統通過社交媒體的突發通報早已成爲常數。通商外交的基本是預測和應對不可預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