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首相鈴木善幸11年前已經去世，但他夫人不久前作古，我曾經去府上弔唁。1980年大平正芳因心臟病突然去世後，代任首相的就是鈴木。當時我還是年輕的政治記者，每天出入鈴木的宅邸，報道突如其來的權力繼承過程。往事就像昨日一樣浮現，令人懷念。
曾經有這樣一件事情。1981年9月，我因為要去首爾遊學而去拜別鈴木首相，首相一開口就對我說：“小心，別給抓起來。”當時心裡還想，這是送別的話嗎？情緒有點低落，但也不是不懂他的心思。
當時的韓國，鎮壓光州民主化運動的全斗煥政權上臺剛剛一年，金大中成了死刑犯，被關在牢裡。在此其間，日本報紙的韓國支局接連關門，記者被強行勒令辭退等等，對報道的彈壓十分厲害。鈴木首相一方面是在擔心我的安全，另一方面也許是在擔心萬一惹起外交麻煩就不好辦了。
自那以後，我在首爾安全地度過了一年的生活，雖然也曾因舉動異常遭到間諜的舉報，但誤會馬上解開，沒有發生讓鈴木首相擔心的事情。
但是，金大中的安全卻一直令鈴木首相感到苦悶。雖然1982年1月金大中被減刑為無期徒刑，然後以治病為名越洋去了美國，但在此之前，鈴木政府和美國一道給韓國政府施加壓力。因為金大中是1973年東京綁架事件的受害者，對於日本來說也不是事不關己。
此外，1982年6月發生了日本教科書“歪曲事件”。因為經文部省（現文部科學省）審定的高中歷史教科書“美化侵略和殖民歷史”，這在韓國和中國成了大問題。對於曾在首爾生活過的我來說，每天出現在報紙和電視上的“歪曲”一詞，心情就像是我受到了指責一樣。
為了回應這一問題，鈴木政府也頗傷腦筋。最後，由官房長官宮澤喜一（後來也當了首相）發表談話，承諾在近現代史教科書方面會與亞洲國家合作，事情才收場。
想起來，當時韓日基本條約已經簽訂了17年，但兩國關係上的不正常仍未消除。雖說同在自由陣營，但一方面是鎮壓民主化勢力的軍事獨裁政權，另一方面是對殖民時代缺乏反省的舊支配國。在條約簽訂之後，由於這樣的矛盾，鈴木首相一直陷入苦惱。
從那時候起，又是30多年過去了，韓國已實現民主化多年，日本也多次有首相出面道歉，形勢完全不同了，但最近的韓日關係，忽然讓我想起當年。
首先是，《產經新聞》首爾支局長因損害朴槿惠總統的名譽而被起訴。這雖然與以前的緊張感難以比較，但政權對於報道自由的壓力讓我想起鈴木首相的擔心。在日本政府看來，甚至到了令人懷疑韓國是不是享有同樣的基本價值觀的程度。
另一方面，目前圍繞歷史認識的對立，也讓我想起歷史教科書事件。上世紀90年代有過的道歉與和解之舉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很大的責任在於安倍晉三首相。
與當時相比，國民間的關係有了巨大的改善，現在頭疼的反而是政府間的不信任。鈴木政府為了解決歷史問題是做出了努力的。另一方面，全斗煥政府對於“反日”，也是從利用轉為“控制”。繼鈴木之後上臺的中曾根康弘首相對韓國進行閃電式訪問，一下了改善了兩國關係，不久後在日本接待了作為國賓來訪的全斗煥總統。
當時是嚴重的冷戰時代，韓國害怕蘇聯和中國。當然，當年的東亞形勢與如今已不可同日而語，但韓日關係卻漸行漸遠，現實也太過冷酷。
兩個月後，就是韓日基本條約簽訂50周年，真心期待在《產經新聞》支局長前天時隔8個月獲准出國之後，兩國間能繼續融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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