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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有生命力”第10章(上)中國的改革開放

“歷史有生命力”第10章(上)中國的改革開放

Posted August. 07, 2008 19:06   

本系列報導追溯了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最終篇(上)報導了顯著崛起的中國的改革開放,(下)著眼于韓國與臺灣的民主化,以思考這一地區的既往與將來。

鄧小平 史無前例的“實踐”

夜深了,在北京“老主顧”的飯店裏難以入睡,打開窗,點燃了香煙。近來,吸煙已經變得討人嫌了,竟然還有可以吸煙的房間,對我而言真是幸事,但不久的將來,這裏恐怕也不會高抬貴手了吧。

陽春三月,北京一下子變暖。夜晚,響個不停的汽車喇叭聲交織著不知從哪里傳來的京劇音樂,人聲嘈雜,很不平靜。奧運在即,整個城市都在繁忙,施工的噪音也不絕於耳。

搖晃著巨大的軀體突飛猛進的中國。實際經濟增長率連續5年達兩位數,貿易總額僅次於美國和德國位居世界第三,外匯儲備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一。爬得高,摔得狠,總有一天會倒楣。圍繞她的前途,全世界喧囂不已,眾說紛紜。

畢竟是擁有13億——實際上也許是14億人的國家。僅憑這一點,就讓人覺得試驗如同走鋼絲,加之共產黨專政的市場經濟,完全沒有先例可循,引起全世界的矚目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採訪了清華大學的胡鞍鋼教授(54歲),他是綜合分析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的“國情研究”第一人。他列舉了一系列顯示中國崛起的世界銀行的資料,說明中國的經濟增長勢頭。

“強國與富民,這兩者缺一不可,都必須達到。今後成為第一的恐怕只有中國吧。”

防止環境污染,政治與社會穩定等,胡先生並沒有忘記指出這些為了進一步發展所必須面對的課題。胡先生也參與政府政策制定,他說“誰也無法正確地預測這個巨大國家的走向”,這句話令我深有感觸。

鄧小平(1904-1997),曾三起三落,作為中國最高實權人物領導中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的政治家。生於四川省,16歲赴法留學。曾任副總理、党的總書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7年恢復工作,任党的副主席。照片为深圳公园的画像(福田摄影)

深圳是80年代成立的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時隔15年故地重遊,這裏高樓林立,遠遠望去竟似曼哈頓,熙熙攘攘的人群,衣著穿戴與東京的繁華街沒有什麼區別。當年訪問這裏的時候,剛建成不久的百貨店裏,店員們呆呆地站著不知所措,而今天都在忙碌著,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

深圳2007年的國民生產總值(GDP)是930億美元,進出口總額是2800億,港口的集裝箱總量居世界第4。為我列舉出這些資料的是深圳市社會科學院的樂正院長(52歲)。據說人口為860萬,若包括流動人口則有1200萬人,這一點也與東京相當。

我乘坐4人包廂的夜車從武漢的武昌火車站出發到達深圳。武昌火車站的宏偉規模同樣令我震驚。大約花費了170億日元的擴建工程剛剛完工,像博物館一樣豪華壯麗的外觀,僅通道就有20米寬。不僅是建築物,副站長楊濤先生(35歲)說“主要是從根本上改變了理念”。那是什麼呢?就是提供購票和換乘的便利等,以顧客為本的思維方式,實現從“管理型車站”到“服務型車站”的轉變。

經過長途旅行來到深圳。這裏有一個叫做蓮花山的美麗公園。略高的山丘上矗立的雄偉銅像在遠眺著高樓大廈。他是制定了執行至今的改革開放路線的鄧小平,人們把深圳稱做“鄧小平城市”。在別的公園懸掛著他的巨幅畫像,還有“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的標語。提出改革開放是百年大計,而鄧小平開闢這條道路是在1978年,距今已經整整30年。

當時有一個大項目,成為了這一路線的象徵。

 

■ 日中建設的鋼鐵廠 今天已進入世界一流行列

在沿途前呼後應的歡呼聲中,一群手舉火炬的運動員在街道上奮力奔跑。巨龍飛舞,周圍呈現一派過節般的熱鬧景象。到達會場的運動員跑上聖火台,莊嚴地點燃了爐火—

這不是北京奧運會的預演,而是1985年9月上海寶山鋼鐵廠一號高爐點火儀式的情景。我看了當時的錄影。因作家山崎豐子的《大地之子》而聞名的寶山鋼鐵廠,作為

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國家項目於1978年著手興建。中國引以為範本並請求指導的是新日鐵公司,通過與新日鐵的長期共同作業,寶山建設也成為戰後日中合作的象徵。

 

黃錦發先生(81歲)曾出席一號高爐的點火儀式,當時他是此項目的中方負責人之一。“那天可真高興啊,平時不喝酒的,那天也喝得大醉。” 我在上海見到黃先生時,他不無感慨地說。可在建設當初,他經常對新日鐵方面毫不客氣,不是說“我們要這個機器!”就是說“這可不行!”之類的話。

中方堅決要建與最先進的新日鐵君津制鐵所完全一樣的工廠,並且毫不讓步。這可難壞了被派到外國還不習慣技術指導的新日鐵員工們。現任新日鐵工程技術公司常務執行董事的高橋誠先生(58歲)當時還很年輕,作為設計聯絡員被派往上海。那段日子,他每天都要面對中國技術員們既好勝又固執的提問,至今記憶猶新。

  這個螺絲為什麼彎了?為什麼是尖的?在中國,高橋先生經常遭遇提問的進攻,如果有錯誤的話,肯定會被毫不留情地曝光。“感覺上好像對我們的說明馬上說OK很不甘心。”當時對於戰爭的記憶比現在更深刻,同時彙聚在上海的中國技術人員大概有一種絕不能被那個日本瞧不起的心態,而這種心理又與他們對掌握技術知識如饑似渴的熱情交織在一起。

  另一方面中方也向日本派遣人員到新日鐵進修。雖然充滿了爭吵,但也許“正因為如此”,為實現寶山建設這一共同目標而進行的合作才得到了切實深入的相互理解。

現場的工作艱苦地持續著,而寶山建設卻不止一次遭遇了停建的危機。中國的資金不足,加之共產黨內部權力鬥爭激烈,計畫在建設過半時出現一波三折。我到北京採訪了時任中方總指揮的陳錦華先生(79歲),據他講有一個時期甚至已經絕望了。陳先生說,在那些胃痛的日子裏,是鄧小平給了最大的支持。他還講了一段插曲。

  在建設高潮期,從日本運來的打樁錘碰傷了表面,中方認為“日本賣給我們的是舊貨”,引起悍然大波。鄧小平問“究竟是怎麼回事?”結果一調查,是中方檢查時碰傷了表面,把這一原委告訴鄧小平後,他指示道:“如果是那樣,

你們應該對大家講清楚”。

陳先生回憶道:“如果沒有鄧小平堅持一貫方針,從大到小都給出具體指示,就不

會有寶山建設。”後來擔任過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的陳錦華先生是在實踐層面執行改革開放路線,現任中國企業聯合會名譽會長的重量級人物。

就是這樣的陳先生也和現場的人們一樣,通過寶山建設瞭解了日本人。他至今也不掩飾對日方的主角、新日鐵會長稻山嘉寬先生的敬愛之情,同時高度評價建設當時日本技術人員的工作風範。他說:“經常令人想起魯迅的《藤野先生》”。

在一無所有的地方建起的寶山鋼鐵廠成長為超大型企業“寶鋼集團”,2004年,美國的《財富》雜誌將其選入全球企業500強。新日鐵常務執行董事入山幸先生(60歲)評價說:“寶鋼的技術精英儲備雄厚、設備和效率在中國超群,有些領域不比我們遜色,制鋼的基本技術已經進入世界一流水準。”

以寶山為龍頭的中國鋼鐵業實現了飛躍。1978年排名世界第5的粗鋼生產量1996年站到了首位。國內需求之大,其他國家無法相比。如果說日本的鋼鐵業在本世紀重新恢復活力多虧了中國的話,那麼資源的爭奪、苦於原料上漲的原因也在中國,這頭巨象只要動一下,鋼鐵業界就會搖晃。

中國以鐵為國家之本,陳先生在他的論著《國事憶述》中這樣寫道。中國從西元前就開始煉鐵,在技術上長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但是後來落伍了,並由此導致“被擁有現代煉鋼技術的列強一再侵略”。日本從日清戰爭、中國稱作甲午戰爭開始參與其中的歷史,雖然說起來不儘然是好事,但寶山建設絕對是寶貴的共同作業。黃錦發先生提起寶山時說到了“飲水思源”。

■ 以南巡講話為契機 徹底進行經濟改革

深圳、武漢、上海,我所挑選的都是和鄧小平有關係的地方。在改革開放路線推行了十幾年後的1992年初,鄧小平遍訪這些地方宣導推進改革開放路線,被稱為南巡講話。武昌火車站正是成為其舞臺的地方。中國真正加速改革開放是從這次南巡講話開始的,提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正是在1992年。

不論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這一“白貓黑貓論”是廣為流傳的鄧小平語錄,南巡講話時,其許多一貫的主張得到生動真實的再現。

“如果認定是正確的,就幹個一兩年試試。如果證明是正確的,就下決心幹,錯了就改正,停下就是了。即使停下來,可以馬上停,也可以看情況逐步停,留個尾巴也無

所謂。”

他還說了一些日方人員聽了可能會苦笑但也能理解的話。

“會議太多,文章太長,講話太長,而且內容重複,新意太少。有些事需要反復說,但話要簡潔。”

在非公開場合說了些什麼,怎麼說的,尚不清楚,但以上這些鄧小平的語言直截了當,確實容易理解。獲得多數國民的支持是當然的,方針一定,中國開始邁向賺錢之路。東洋學園大學的朱建榮教授是這樣解釋的。

“80年代是中國這架巨型飛機起飛前的滑行階段,1992年才是拉起操縱杆起飛的時候。蘇聯和東歐計劃經濟的弊端和文化大革命的悲慘經驗推動走上了改革開放道路。”

朱先生說,鄧小平的才幹應該大書特書。鑒於蘇聯、東歐的崩潰教訓,他避免讓國內的不滿情緒指向政治體制,而是引向了經濟改革。雖然對在政治體制方面堅持共產黨專政不讓步,89年天安門事件時毫不猶豫進行鎮壓,不好盲目地作出評價,但是如果有人問,沒有鄧小平中國會穩定地發展過來嗎,恐怕難以簡單回答出來吧。

原本精于生意的中國人,一旦心思已定,馬上便見成效,如今日所見;但派生出來的問題也很嚴重。大城市雖然一派繁榮盛世景象,若去鄉下,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人口還有上億之多。官員腐敗現象也很驚人,至2007年的5年間,僅被判罪的腐化公務員就超過11萬人。國內積壓的不滿情緒很嚴重,這一年來每次去中國到處都有耳聞。改革開放與現行政治體制的矛盾總有一天要爆發,這種說法也經常聽到。

對中國來說,已經沒有樣板可尋。若有漏洞,只好亡羊補牢,循序漸進,摸索既非前蘇聯、亦非歐美的模式。魯迅說“地上本沒有路”。現在,中國正走在魯迅想也沒有想過的道路上。

(福田宏樹)

▼ 中國的改革開放

指為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四個現代化”,在鄧小平領導下進行的國內改革及對外開放政策。毛澤東逝世和逮捕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兩年以後,在1978年12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實現了從毛澤東時代路線的歷史性轉變。從此,因大躍進政策和文化大革命的混亂而疲憊不堪的中國開始擺脫過去的計劃經濟,大膽引進市場機制。

解散人民公社,實行生產承包責任制,給農民自主權。保留國有企業,但承認個體經營,在廣東省深圳等地設立經濟特區,積極引進外資。提出“先富論”,讓具備致富條件的地區先富起來。覺察到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使中國的政治經濟活力下降後,於1992年通過南巡講話發出改革開放的總動員令。此後,中國經濟憑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了驚人的持續增長;但另一方面,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的差距和環境污染等問題也趨於嚴重。

▼“歷史有生命力”第10章(上) 教科书比较▼

中国走向“改革・开放”路线,20世纪80年代后期,韩国和台湾开始推进民主化进程。這些重大歷史事件,各地的中學生是怎樣通過歷史教科書學習的呢?

■日本 對“中韓台的國內問題”沒有記述

中学课本采用最多的是东京书籍出版的《新社会 历史》,其中没有任何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韩国、台湾民主化的记述。其他出版社的教科書也是如此。

  在東京書籍10年前的教科書中,儘管簡單,但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民主化曾有過以下記述。

  “在亞洲,19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著手經濟改革的中國於1989年發生了要求民主化的動向,但遭到政府鎮壓(天安門事件)。其後,經濟仍然保持快速增長,而政治上的民主化則成為重大課題。”

  社會編輯部長渡邊能理夫就此說明:“因為中學學習的歷史主要圍繞日本國內發生的事件,即使涉及國際性內容也側重於與日本的關係。中国的改革・开放、韩国的民主化等是作为各国的国内问题看待的”。

  10年前的教科書之所以記述天安門事件,是因為“當時以為時事問題,之後對日本也產生了影響”。

  但是,中國對日本的重要性逐年增強,“中學的地理教科書中有關中國的記述不斷增加。假如历史课也讲授日中经济关系,那么就必然要涉及改革・开放”。

高中課本採用最多的是山川出版社的《詳說 世界史B》,其中近1頁篇幅記述了文化大革命後鄧小平複出,引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天安門事件及其後的動態。關於韓國的民主化,有8行說明,諸如:1992年選舉時,金泳三當選,成為時隔32年首屆非

軍人出身的總統;繼其之後的金大中也推進了民主政治等。關於臺灣,僅有4行說明,“1987年戒嚴令解除,88年就任總統的李登輝致力於推進民主化。” (大久保真紀)

 

■韓國 重點放在“鬥爭贏得的民主化”

講授韓國史的教科書《國史》只有國家統一規定的一種版本。其中關於韓國的民主化部分有兩章:《民主主義的考驗和經濟開發》、《民主化運動和爭取統一的努力》。關於民主化運動,追溯了60年代以來的歷史,僅正文篇幅就達8頁之多。

  首先对1960年打倒李承晚总统的“4・19革命”下了这样的定义:“它是学生和市民为了捍卫自由民主主义而发起的运动,旨在维护国民的自由和权利,实现民主主义的理念”。關於1980年造成大規模流血的光州事件,做了如下記述。

  “市民遊行示威,反對軍人企圖再次執政,要求恢復自由民主主義的憲政體制。运动波及全国,其声势在光州达到顶点,导致了5・18民主化运动。”

  進而,對1987年發生的反對全鬥煥政權獨裁,要求採用總統直接選舉制的民主化運動做了如下記述。

  “市民聲討軍部獨裁和營私舞弊,要求修改憲法。市民要求民主化的这种激情升华为6月的民主抗争,波及全国,迫使军部势力屈服,最终宣布了6・29民主化宣言。”

  國史編篡委員會的金得中博士說:“起始於光州,發展至87年運動的歷史潮流,為今天的韓國民主政治奠定了基本模式。民主化不是來自外部,而是國民自身爭取的勝利,我們為此感到自豪。因此把它作為講授重點”。

  另一方面,關於臺灣的民主化,不僅國史,世界史也未言及。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世界史的《社会2》中有记述。金星出版的教科书中写了2行:“中国自1978年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取得快速发展”。此外,正文和注釋在列舉領導人時提到鄧小平的名字。 (樱井泉)

■ 中國 18頁篇幅讚頌總設計師鄧小平

在中國,使用最廣泛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發行的《中國歷史》。其中以“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建设”为题,用一个章节18页篇幅,对改革・开放做了详尽说明。

  記述自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簡稱“十一屆三中全會”)力圖大膽轉變政治路線至1997年中國共產黨章程確立鄧小平理論的指導地位,特點是採用了不容置疑的措辭,以至讓人驚訝,這是中學生的教科書嗎。

  例如,關於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如下記述。

  “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兩個凡是”是毛澤東的接班人華國鋒採取的方針,“凡是”毛澤東的決策和指示“都要堅決維護”。

  教科书忠实地反映了学习辅导纲要《历史课程标准》中规定的“要认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认识到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等目标。

  特别给人留下印象的是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题反复介绍了其理论和业绩。同時還刊了4幅照片。

  另一方面沒看到有關1989年天安門事件等國內民主化運動以及韓國、臺灣的民主化的記述。 (佐藤和雄)

■臺灣 政權交替 評價為政治發展漸入常軌

  台湾广泛使用南一书局的《国民中学・社会》中,在中国史部分谈及了改革・开放。用了近3頁篇幅,強調中國政府在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在政治上嚴加控制,如天安門事件等。所謂“中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略稱。

  “中共雖然在經濟上實行改革開放,但政治上仍實施嚴格控制。1989年,北京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爭取政治民主化,卻遭中共當局在六月四日出動軍隊、坦克車鎮壓,造成許多民眾、學生的傷亡。”

 

關於臺灣的民主化,在臺灣史部分的“民主政治的發展”章節中,用3頁篇幅重點

記述了“國民黨以外”的反體制運動。

  “自1970年代以後,由於經濟起飛、教育水準提高,政治與社會改革運動逐漸興盛,對政府的威權統治造成很大的挑戰。例如: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不但引起國際注意,更喚醒民眾的政治意識。而1986年民主進步党的成立,更使黨外運動進入政黨競爭的新階段。”

  回顧1996年總統直接民選、2000年民進黨取代國民黨執政等歷史進程,高度評價“臺灣政治發展漸入常軌。”另一方面,關於韓國的民主化,包括世界史在內也未談及。

  南一書局教科書編撰指導委員、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周惠民說:“改革•開放和民主化,由於課時關係不能過多講授。加上地理和公民課也佔用課時,所以連同歷史課在內三個科目綜合進行教學”。

  公民課設置“民主政治比一比”這一課題,讓學生思考“政府若施政失敗,只須追究行政官員有無法律上的責任”和“執政者須為施政得失負責,接受民意機關與輿論的檢視,甚至會主動請辭下臺”這兩者哪個具備民主政治的特色? (田村宏嗣)

▼山室信一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長▼

訪談20位有識之士(19)--東亞近現代史10件大事

第1次世界大戰 作為起點的重要性

  首先當舉第1次世界大戰。各種事件和思潮都起初於此,因此有必要重新認識其重要性。

  也由於美國總統威爾遜曾提倡“民族自決主義”,朝鮮發生三一運動、中國發生五四運動、亞洲的殖民地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同時,由於大戰期間爆發俄國十月革命,殖民地解放和民族獨立的呼聲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合為一體。另一方面,“對華21條要求”以及出兵西伯利亞等加劇了日本同中國、歐美、蘇聯的衝突,為太平洋戰爭埋下了伏筆。

  進而,隨著國際聯盟成立,國際體系發生變化,並且出現了戰爭違法化的傾向。日本未能順應這種大變動,反而出於對總體戰的危機感,促成軍部抬頭。在文化、思想方面出现了向摩登女・摩登仔等时髦倾斜和导致“超克的近代”(超党近代)怀疑论这两种现象。

  第二,“亞洲太平洋戰爭和日本國憲法的制定”。由於在戰爭中日本人在亞洲各地以軍人的身份接觸當地人,自然會產生前所未有的體驗,但這與對亞洲認識的變革沒有直接聯繫。

  不過,決定放棄戰爭、具有人類史意義的憲法之所以長期得以持續,除江戶時代末期以來的思想脈絡之外,與從軍的體驗、包括遣返在內的殖民地體驗、後方的悲慘體驗也不無關係。

  “日俄戰爭”促進了亞洲有色人種的覺悟和抬頭。來自越南、中國、印度等國的留

日學生和訪日的獨立運動家成立了亞洲親善會等聯合組織,繼而導致了中國同盟會領導的辛亥革命。對非洲和美國的黑人運動也產生了影響。“在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以及無差別轟炸重慶、東京等地非戰鬥人員的行經,向人類敲響了警鐘。

  “朝鮮戰爭”導致美蘇對立的冷戰格局在東亞重新出現,促進了日本再度擴充軍備。可以說目前仍處於休戰狀態,問題一直拖到了21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也使冷戰格局形成,除中台關係之外,西藏、維吾爾問題等難題仍然懸而未決。

  關於“韓國合併”,對其合法性的爭議至今仍然存在,成為日韓關係的芥蒂,妨礙兩國之間的和解。同時產生了為固守韓國把滿蒙當作“生命線”的爭論。“日清(甲午中日)戰爭和向日本割讓臺灣”,在此之前一直束縛東亞的冊封朝貢體制由此崩潰,轉向國際法體制。日本通過獲得臺灣領有權變為帝國(我個人用語是“國民帝國”),最終向大東亞共榮圈邁進。

  “滿州國建國及崩潰後的‘殘留’、扣留問題”。滿州國的成立意味著日本的殖民地範圍擴展至伊斯蘭圈,大亞洲主義指導下的統治區域擴張全面開始。同時對戰後的東亞體制產生了影響,如滿州國成為了孕育日本岸信介和韓國樸正熙等的舞臺,抗日運動為中國以及北朝鮮金日成政權成為正統打下了根基,等等。另一方面,徹底解決“殘留”和西伯利亞扣留問題已經刻不容緩。

  最後是“中國的改革開放”。這已成為21世紀亞洲地區“大中華圈”(Greater China)的起點。當今的國際社會與過去以冊封朝貢體制覆蓋東亞的結構不同,但是如何面對中華世界又成為新的歷史課題。

(采访人・佐藤和雄)

1951年生。研究亞洲的法政思想連鎖史。著有《作為思想課題的亞洲―基軸、連鎖、存在》等。《憲法9條的思想脈絡》獲司馬遼太郎獎。

“我選出的10件大事”

①第1次世界大戰

②亞洲太平洋戰爭和日本國憲法的制定

③日俄戰爭

④向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

⑤朝鮮戰爭

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⑦韓國合併

⑧日清(甲午中日)戰爭和向日本割讓臺灣

⑨滿州國建國和崩潰後的“殘留”、扣留問題

⑩中國的改革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