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日，教育科學技術部長官內定者安秉萬在學術雜誌刊登的論文的一部門內容，與他學生的碩士學位論文相同，引發了是否為抄襲的疑問。
學界認為，因為兩篇論文是在同一時期所寫，因此可能是教授用了學生問卷調查的資料，或是教授抄襲了學生的論文。
安內定者在1983年12月登在韓國政治學會報的《農村居民的政治態度－政治效果與政治信賴》 ①與當時做為他學生的韓國外國語大學行政學科金教授，于1984年2月在碩士論文上提出的“以我國農村居民的政府觀－大政府效果感及信賴度為主要任務”②的調查對象和調查方法一致。
兩篇論文都是以從1983年7月到9末為止在京畿利川龍仁，慶北青松和高靈等4個地區31個村子，以532名村民為對象的問卷調查為基礎寫成，其中4個表等①號論文的10段中有段3與②號論文相同。
對此金教授表示：“我參考了指導教授的調查資料和12月發表的①號論文，用了兩個月寫出來的。”
但是專家們認為，如果考慮到一般是在8，9月份提出論文題綱，到12月初為止結束論文最終版的審查，這種說法是沒有說服力的。
而且②號論文的調查問卷是第五階段資料，而①號則是第三階段，所以有可能歪曲了資料。
雖然兩篇文化教育文是用同一種資料所寫，但是問卷調查的內容卻不一樣。①號中的部分問題在②號的問卷調查中是沒有的。在學界，為了阻止拿出問卷內容的一部分用於其他論文，以刊登問卷的所有內容為原則。
雖然金教授在②號論文中明示“使用了①號論文的分析框架與資料”，但是如果學生直接使用指導教授的研究內容，就可能引起教授幫助學生進行抄襲的懷疑。
金教授表示：“指導授教把答辯減到三階段是為了更加精確的分析。指導教授的論文和我的論文重複的地方有五段，如果有錯的話全都是我的錯。”
對於論文超過提交期限的事情，安秉萬沒有立即回答，而表示：“金教授本來就很誠實，他寫得很快。”
另外，安秉萬在1995年12月的校內學術雜誌《公共政策研究》中刊登了“延邊朝鮮族自治區村莊和韓國地區村莊的比較研究”，1996年12月還是在校內學術雜誌《中國研究》中刊登了“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居民和韓國村莊居民意識的比較研究”。
但是因為兩篇論文的調查方法和調查物件一致，六個表和座標圖全部一樣，所以受到重複刊登的懷疑。雖然1996的論文是收到1993年韓國學術振興財團的研究費寫成，但在1995的論文中卻沒有明示這一點。一部分資料移到了另外一項，或是座標圖的Ｘ，Ｙ軸交換的例子也有好幾處。
安秉萬表示：“這是因為第二年是擴展了1995年的論文重新寫出來的，所以沒有問題。”
崔昌奉 ceric@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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