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布希行政部第1期擔任過白宮國家安保輔佐官、2期時以國務卿身份指揮過美國外交安保政策的康多莉紮•賴斯，在外交專門雜誌《外交事務》7、8月刊中，登載了回顧共和黨外交安保政策的文章。
“重新回顧美國國家利益(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為標題的這篇文章，等於是這本雜誌2000年1、2月刊時曾寫過的“美國國家利益增進方案(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的續篇。
8年前，在布希總統大選候補時期，身為外交安保政策參謀和斯坦佛大學教授的她寫的這篇文章，充滿著對新外交安保政策的抱負。但是這次的文章卻似乎有點像在替處於四面楚歌的布希行政部外交安保政策辯論。
▽ 重新回顧的美國國家利益
對於文章開頭的“美國的國家利益到底是什麼”的提問，賴斯長官回答：“是民主主義國家建設(democratic state building)”。
賴斯長官強調：“雖然美國對強大國家產生的影響有限，但是美國增進弱小國家和平發展政治、經濟的能力卻很強。”接著她還評價到：“在過去的8年中，美國外交安保政策取得的最大進展在於，達成了要更加戰略性推進國外支援的超黨共識。”
對於建設民主主義國家的重要性，賴斯長官談到了其理由：“從長期的觀點來看，只有在我們追求的價值被尊重時，美國國家安保才會最鞏固和安全。”她還把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人權、法治主義解釋成了美國的5大價值。
文章中最有意思的要數“‘民主主義擴散’並不能從外部被強求，因此，即使需要花漫長時間和備受痛苦，也要讓該國自行醒悟民主主義原理，且這樣才能使其國家更能成為強健的民主主義國家”的段落。賴斯長官以中東國家為例，談到：“美國的作用應該要停留在支援民主主義生根的土壤上。”
▽ 8年前談到的美國國家利益
賴斯長官的這種態度，和8年前在布希行政部出臺前她所描摹的外交安保政策目標相比，有著很大的變化。
當時的賴斯長官秉著“通過維持強有力軍事力的國力投影(projection)”作為新美國外交政策的第一命題，呼籲要堅決對抗像朝鮮、伊朗、伊拉克這樣的不良國家(rogue states)威脅。
她還表示：“包括支援製造大量殺傷性武器(WMD)的薩達姆政敵，美國要動員所有可行的手段來消除他。”對朝鮮她則強調：“一旦他們想獲取WMD來加以使用這些武器，則應要採取消滅整個國家的措施。”
賴斯長官進而補充到，要把美國的能量集中到和俄羅斯、中國等強大國家的涵蓋關係上，且要通過和共有美國價值的友邦國家加強關係，來分擔擴散美國追求價值的包袱。
▽ 為什麼會產生變化？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賴斯長官的這種變化。即美國已經認識到了沒有友邦國家的支援，美國是什麼都做不成的“個人主義的限制”。她自己也承認：“和其他國家間的力學關係和和這些國家發生的力量分配，就是（和8年前）最大不同。”
她還強調：“從現在開始，各個國家不僅在自國領土裏面，也對國境外產生的事情承擔作為主權國家的責任，這會對美國國家安保產生至關重要的作用。支援弱小國家發展成民主國家，這也會是美國最大的課題。”
即這句話表明，確保更多的和美國有著同一志向的友邦國家，會對美國國家的利益產生重大影響。
但是賴斯長官卻始終沒有承認中東政策的失敗。只是對此她反問到：“過去60年裏，共和、民主兩黨的政策只把焦點放在了中東的穩定上，但對剩餘的權威主義政權卻始終視而不見。雖然現在很多人認為現在在中東推進的美國政策似乎不正確，但是難道過去飽受薩達姆虐政的伊拉克，比現在更好嗎？”
河泰元 triplets@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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