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亞洲•太平洋戰爭與國共內戰（下）

第7章 亞洲•太平洋戰爭與國共內戰（下）

國共兩軍中有殘留日本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和平的“戰後”時代開始了。時至今日，幾乎所有的日本人還這樣認為。

但是，正是由於日本侵略了亞洲，因而有那麼一些人在戰敗後仍留在那裡，并作為外國的士兵參加了“戰後”的戰爭。

“我萬萬想像不到自己的祖父會有那樣的經歷”。

我見到了說這番話的那名學生。

他叫阿部拓真(22歲)，是位於東京都町田市的櫻美林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其祖父阿部善夫於1945年3月應征入伍到中國打仗，在日本戰敗後已過去了九個年頭的1954年才回國，曾擔任小學教師，於1963年38歲時病故。拓真君的出生已是22年以後，他是在對祖父的事情渾然不知的情況下長大成人的。

居住在福島的祖母照子（73歲）也從來未聽善夫提起過在中國發生了什麼事情。“難道他也是……”。據說對丈夫保持沉默的原因有所覺察，是在今年2月份觀看一部電影的時候。那是一部名為《螞蟻部隊》（導演：池谷薰）的記錄片，反映了戰後作為中國國民黨軍隊同共產黨軍隊作戰的日本士兵們的情況。

9月，拓真君帶著祖父的照片參加了在東京舉行的電影放映會。在給前來講演的影片主人公奧村和一老人（83歲）（照片）看了照片後，老人馬上情不自禁地喊道“這不是善夫嗎？！”他們是互相直呼其名的伙伴，從新兵訓練階段到中國內戰時一直在一起，也是一同返回日本的。他沒有料到會是以這樣的形式同戰友的孫子會面，對奧村老人而言這也是令人激動萬分的相逢。

奧村老人他們為什麼到了戰後還不得不去打仗？阿部善夫為什麼將沉默帶到了另一個世界？我決定前去采訪昔日的戰場。

中國山西省的省會，太原。戰爭時，這裡是日本“支那派遣軍北支那方面軍第1軍”司令部所在地。應征入伍後的奧村老人於1944年底來到太原以北的寧武。據說零下20度的嚴寒天氣，令出身新瀉縣的奧村老人也瑟瑟發抖。

確實，就是現在也很冷。本來想去1948年作為國民黨軍隊幾經激戰後有100多名日本兵戰死的太原郊外的牛駝寨炮台舊址采訪，卻由於被雪覆蓋著未能成行。

官兵二千六百人

“因長官命令”留下

1945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官兵們本應該在解除武裝後回國。但是，第1軍的5萬9千人中竟有2600人留了下來，并在與共產黨軍隊的戰斗中死亡550人，奧村老人他們700余人成了俘虜。

“哎呀，當時實在是想回日本吶”，奧村老人說，“可是，長官命令你留下那就只有服從。在軍隊，長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是根本不可能違抗和反抗的”。

有組織的殘留到底是為什麼呢？似乎是被戰死戰友的怨恨推動著似的，奧村老人他們一直不懈地在日本及中國尋覓著有關線索。并且，他們現在是這樣理解的。

當時的山西省，由國民黨方面的大軍閥閻錫山統治著。但是，共產黨的力量不斷增強，日本撤退後如果發生內戰，閻錫山軍隊的劣勢必然而至。另一方面，日本第1軍司令官澄田賴四郎中將等也面臨著戰犯指控。作為逃避戰犯責罰的交換條件，是為閻錫山留下一部分日本軍隊。據說當時存在著這樣的交易。

可是誰會料到，回國以後奧村老人他們卻被認定是按照自己的意願擅自留下的，無法從日本政府領取發給舊軍人的補償。打官司也敗訴了。

我到訪了1948年7月奧村老人受重傷被俘虜的南莊村（太原南郊），看到磚牆上仍到處遺留著彈痕。國民黨軍隊被共產黨軍隊包圍在這個小村莊。據說當時14歲的農民呂彥琛的家裡有20多個日本兵據守了兩天。呂本人藏身於後院的地窖裡，直等到戰斗結束。

“日本兵也死了好多人，屍體就橫躺豎臥在屋裡。戰斗結束後我打掃了房間，可是從屍體上流出來的液體都滲到屋地裡，慘得很吶！”

我還得以采訪了當年包圍奧村他們的共產黨軍隊的機槍班班長、現已離休住在太原的胡蘋老人（75歲）。

“從日本兵身上真是感覺到了武士道精神。他們和閻錫山的軍隊不同，輕易不肯投降。佯裝著放下武器了結果又開始射擊。可就是這樣，我仍然鬧不明白為什麼日本人那麼玩命地為閻錫山打仗？”

太原於1949年4月被共產黨軍隊占領，殘留日本兵們的戰爭也結束了。在此之前成為俘虜的奧村老人於1948年12月被轉移至北京，不久又被送到天津的俘虜收容所。天津在1949年1月被共產黨軍隊攻克，從而直接導致了北京的和平解放。其實就是在這支隊伍中，也有日本人的身影。

無人告之是何緣由

共產黨軍隊中抬擔架

我從太原轉往天津。

在紀念攻克天津戰役中犧牲者的烈士紀念碑上，刻著戰友的名字。我是從現居住在東京的兵頭義清老人（79歲）那裡聽到這些事情的。

日本於1932年在中國東北扶植建立了傀儡國家“滿洲國”，并向那裡輸送了大批的開拓民。其中有一群被稱作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隊的少年們。兵頭老人就是為了進入其干部訓練學校，於1943年從愛媛縣來到了哈爾濱。比他晚了一年從大阪趕到這裡的，是坂口光造。

兩個人從那時開始同呼吸共命運。

戰後的1946年9月，開始進行抬擔架的訓練。原以為是為了將關東軍（原滿洲日本軍隊）的傷病員抬上回國的列車，結果到達的地方卻是國共內戰硝煙彌漫的戰場，成為共產黨軍隊的擔架隊員。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當時根本就不清楚。“現在有些事情可以想象得到了，但可能對有關人士會造成不便，所以……”。兵頭老人不願再講下去。

在槍彈橫飛的戰斗最前線，要將負傷的戰士運下去。擔架隊也是得豁出性命。身體單薄的兵頭老人不久即轉為處理傷口的衛生兵，而身強力壯的坂口老人則繼續抬擔架。

然後在1949年1月15日，兵頭老人所屬的部隊活捉了國民黨軍隊的司令官，天津洋溢在一片解放的喜悅當中，此時卻傳來了坂口老人的噩耗。據說他是被迫擊炮彈片擊中，內臟都流出來了。

此後，兵頭老人又轉戰中國各地，內戰結束後成為藥劑師，於1958年回國。他曾在大阪執著地尋找過坂口的家屬，結果未能找到。

現在的天津，還有他的名字嗎？“紀念碑”確實還有，但因城市建設占地面積已縮小，犧牲者名單也轉放在別的陵園。我去采訪時，工作人員特意從裡面將名單拿了出來。我順著2025人的名字看下去，最後看到了“坂口光熙”。這無疑是將坂口的名字寫錯了。

在天津市內，還有一處記錄和展覽當時戰斗情況的“天津戰役紀念館”。在其中鐫刻著每一名犧牲者名字的展台中，也沒有發現坂口的名字。“我（們）真的不知道還有日本人參加。我們希望充實中日友好的內容，如果有遺物等，我們一定會展出”。劉光欣副館長（48歲）好象有些歉疚似的這樣表示。

醫師、技術人員…

留用者幾萬人

在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陣營裡都有日本人，犧牲者也不在少數。當這些事實即使在當地都幾乎要被忘記的時候，也有人開始對此進行實證性研究。

校址設在埼玉縣的大東文化大學的鹿錫俊教授（52歲）認為，通過澄清日本人在戰後中國巨變過程中曾發揮的作用，能夠反映出日中關系的多面性。

“按照中國當局的要求、命令或者強制被留在中國工作，即被留用的日本人，無論是國民黨方面還是共產黨方面，分別至少都在2、3萬人”。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醫師、護士和技術人員。例如，在中國東北部的共產黨干部1948年1月寫的報告中表明，部隊醫院的醫師和護士中八成是日本人，共產黨方面最多也就是只能派出1名院長。奧村和一老人在山西省受傷後成為共產黨軍隊的俘虜，為他進行治療的軍醫也是日本人。

并且，原關東軍飛行隊長林彌一郎（已故）率領部下為沒有空軍的共產黨軍隊培養飛行員并進行技術訓練，在中國早已被廣為人知。

總之，在決定生死命運的激烈內戰中，可以說，國民黨軍隊也好，共產黨軍隊也罷，自己力量不足的地方依靠了日本人。

兵頭老人和坂口老人被看重的，大概是他們經過軍事訓練磨練的年輕人的朝氣吧。

“即使想讓這些人回國，也極有可能在途中國民黨軍隊控制地區被扣留并使用，與其那樣，不如我們這邊用著吧，共產黨軍隊大概是這麼考慮的吧”。回顧過往，兵頭老人深有體會地說。

“一心想為滿洲國建設獻力的熱血少年，結果實際上為新中國的建設做了貢獻。現在我只是誠心誠意地祈禱日本與中國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分別為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隊而戰的人一旦回國後，卻遭遇到了相同的境遇。且聽聽奧村老人的回憶。

“在回到家的第二天，負責公安的刑警就找上門來了。說是從‘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那裡回來的人如果到公司去工作，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呢。我遭到如此待遇，連工作都沒能找到。”

阿部善夫大概也遭遇了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吧。他連對妻子都什麼也沒有談起，也許在其沉默深處蘊藏了深深的絕望。

作為善夫的孫子，拓真君決定繼承祖父的意志。12月14日，他獨自在櫻美林大學舉辦了《螞蟻部隊》的放映會。在影片放映結束後，還與奧村老人、池谷導演進行了三人座談。“我要再打一次官司！”聽到奧村老人坦述了如此決心，池谷導演表示：“拓真君也具有原告的資格呀”，拓真君回答道：“是的！”

獲得了新生力量，奧村老人他們的戰斗看來還要繼續進行下去。

（隈元信一）

◇

在中國內戰中共產黨獲得了勝利，使亞洲形成了冷戰格局，直接影響到了朝鮮半島的內戰，下一章將論及此內容。

關鍵詞

國共內戰 指中華民國政府統帥的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隊之間進行的內戰。1937年爆發的日中戰爭期間，雙方曾以日本為共同的敵人進行過戰斗，但在日本戰敗後，對立重新加劇，1946年6月進入大規模戰爭。

最初局面對國民黨有利。在兵力對比上，國民黨軍隊430萬人對共產黨軍隊的120萬人。與後來的冷戰時代不同，蘇聯也因為1945年8月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而支持國民政府。1947年6月，共產黨的根據地延安失守。

但是，共產黨從東北（舊滿洲）轉為攻勢，并相繼取得自1948年9月開始的三大戰役的勝利。①遼沈戰役（以遼寧省沈陽為中心的東北地區的決戰）；②淮海戰役（以徐州為中心的中原決戰）；③平津戰役（時稱“北平”的北京和天津的決戰）。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國民黨的蔣介石總統下野。首都南京也被攻克，

10月，毛澤東在北京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逃到台灣的蔣介石於1950年3月重新就任中華民國總統，使其得以存續，但已經失去了對大陸的統治權。

國民黨為什麼會被打敗呢？北京大學的楊奎松教授列舉了“蔣介石的戰略性失誤”。他指出：“因為當時國際社會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央政府，所以如果和平地利用這一點就不會丟掉大陸”。蔣過於自信地認為只要打就能取勝，但是經過8年的日中戰爭，官兵具已疲憊，民眾對國民政府的腐敗及通貨膨脹感到憤慨，而對於給農民分配了土地的共產黨的支持卻不斷擴大。蘇聯私下將日軍留下的武器交給了共產黨軍隊也起了很大作用。

海外的日本人 日本戰敗之際，在海外的日本人約有688萬人。其中軍人有367萬（陸軍330萬、海軍37萬），平民、僑民有321萬。至戰敗4年後的1949年底，有624萬人回到日本，即有超過九成的人返回了日本。余下的64萬人中，除去回國途中死亡的人數，就是長期的殘留者。

人數比較集中的殘留者中較著名的，除了在中國東北（舊滿洲）的殘留孤兒、婦女及西伯利亞被扣留人員外，應該數投身於印度尼西亞獨立戰爭的原日本兵了。據推測這部分人最少也不下一千人。并且，在中國還留有120萬的日本軍隊。截止至1946年5月，包括平民在內有166萬人，超過八成的人回到了日本。被留在山西省的日本兵這樣的情況，只能說是特例。（參考：加藤陽子著《戰爭的邏輯》等）

閻錫山（1883～1960） 中華民國的大軍閥。曾留學日本，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在日本期間加入孫中山創建的中國同盟會，在辛亥革命時與清政府斗爭。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任山西省的都督，其後長期執掌大權，被稱作“山西王”。1937年日中戰爭爆發後，就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但在太原被日軍占領後退至山區，還與日軍簽訂了局部地區停戰協議。戰後甚至動員殘留日軍同共產黨軍隊作戰，但還是在1949年太原被攻破後逃往南方，最後逃至台灣。曾任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晚年專心從事著述，在台北死去。

系列・20位有識之士訪談

劉 傑　早稻田大學教授

日本的戰敗使亞洲進入新時代

　 最重要的是1945年日本的戰敗。在中國大陸，此後經過內戰，誕生了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日本在美國占領下轉變為民主的新國家。曾經是殖民地的朝鮮半島和台灣從日本統治下解放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講，整個東亞結束了一個時代，迎來了新時代。同時，因美國投下原子彈，世界進入了“核時代”。

　 下面按時間序列來說明。第二是日清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從中華帝國那裡得到台灣以後，日本的世界觀發生了巨變。另一方面，對於戰敗的中國，日清戰爭也成為其正式進行改革的契機。大量的留學生奔赴日本，對現代產生影響的改革派在歷史上留下了很深的足跡。通過日本學習西方，中國大陸出現了這樣的新的動向。

　 第三是日俄戰爭。對於白種人國家的勝利，決定了直到太平洋戰爭的日本人的戰爭觀和自我認識。戰爭給本是局外人的中國帶來了災難，但同時也激發了中國的民族主義，這一點也很重要。

　 第四是“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試圖打倒清朝的中國革命派最後聚集到了東京。雖然1911年打倒清朝的辛亥革命緣於各地要求獨立的叛亂，但1905年成立的同盟會提出了宏偉的目標，這是中國建設新國家的原點。圖謀進攻大陸的日本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也有很深的關系。同盟會的成立是象征著復雜的日中關系的歷史事件。

　 第五是日本進行的日韓合并。從日本來看，確立了其在東亞帝國地位的重要地位。但對於朝鮮半島而言，則留下了屈辱的歷史傷痕。

　 第六是“對華21條”。雖然日本從這一條約直接獲得的利益并不多，但在中國人當中從此留下了“日本是侵略者”這種印象。日本外交的這一失敗源於對中國民族主義的無知，幾乎所有的執政者以後也都沒有察覺這一點，進而走向了滿洲事變和日中戰爭。

　 第七是滿洲事變。在短期內實現了在滿洲建國的軍部一意孤行，反映了昭和前期日本的政治結構，同時也成為亞洲•太平洋戰爭的出發點。

　 第八是1936年的西安事變。1935年和1936年前後，出現了避免日本和中國發生全面戰爭的征兆。日本改變了以往的高壓態度，出現了試圖理解中國民族主義的動向。但是，這對在中國大陸的日本軍隊的影響有限，沒有使中國消除對日本的不信任。通過西安事變，“一致抗日”成為中國前進的方向，蔣介石停止了對共產黨的圍剿。中國的“抗日戰爭”事實上是從這時開始的。國共合作成為共產黨在全國建立統一政權的第一步。日中戰爭前的這一突發事件改變了中國和亞洲的命運。

　 第九是朝鮮戰爭。中國的參戰影響了美中關系。冷戰時代開始，朝鮮半島、台灣海峽的分裂成為定局，東亞格局形成。對於昭和戰爭的總結，在美國的占領政策之下草草收場，給東亞留下了重大課題。由於戰爭，日本迎來了經濟發展的轉機。

　 最後是中國的改革開放。1949年以後中國的重建，是從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才真正開始的。中國的崛起，給冷戰後的美國世界戰略和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帶來了根本的變革。可以說，東亞的未來取決於中國的前進方向。（采訪人：佐藤和雄）

【簡歷】

　LIU JIE。1962年生於北京。近代日本政治外交史、東亞國際關系史。主要著作有《日中戰爭下的外交》、《中國人的歷史觀》等。

【目錄】

①美國投下原子彈導致日本戰敗及國共內戰的終結

②日清戰爭

③日俄戰爭

④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

⑤韓國合并

⑥對華21條

⑦滿洲事變

⑧西安事變

⑨朝鮮戰爭

⑩中國的改革開放

生成記憶　戰爭博物館

如何面對戰爭史

　 以怎樣的形式將過去發生的事情留在人們的記憶當中，是博物館這一設施所擔負的永久課題，如果主題是戰爭其難度就更大了。

尚無“國家記憶”的日本

　 截至1945年戰敗，近代日本總是和戰爭相伴，戰爭幾乎連續不斷。還有人把1931年滿洲事變到1945年這段時間稱為“15年戰爭”。

　 在日本，沒有把那場戰爭作為通史來展示的國立博物館。

　 唯一的國立歷史博物館是在千葉縣佐倉市的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歷博），它所展覽的內容是從古代到20世紀20年代，如何描述此後的歷史是自該館1983年成立以來一直懸而未決。這和日本政治由於與各個鄰國的歷史問題而搖擺不定不無關系。

　 博物館最初成立的時候，日本因歷史教科書問題與中韓兩國的關系正處於非常緊張的狀態。後來圍繞那場戰爭的意義，無論是國內政界還是對外關系總是摩擦不斷，因此，歷博冷眼旁觀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是國立博物館，其展覽的內容會被人們理解為日本的“正史”。

　 也嘗試著辦過特別展。06年，舉辦了“從佐倉連隊看戰爭時代”展覽。因為說的是當地部隊的事情，所以來了很多人，他們互相交談，還有人提供了新的史料。但是連隊史這樣的主題設定，也反映了其在表現戰爭全貌方面的局限性。展覽從連隊參加的日清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到太平洋戰爭末期的菲律賓萊特島，但人們難免會留下“為什麼會那樣”這種對大背景的疑問。

　 在東京九段的昭和館也是國立設施。它號稱要把“戰爭期間和戰後國民生活的艱辛告訴後代”，陳列了許多反映當時生活的史料。僅就此而言，那裡確實有很多讓人感興趣的展品，但對帶來那種生活的戰爭本身，幾乎毫無觸及。

　 歷博和昭和館的情況都表明，對於那場戰爭日本時至今日還沒有可以稱得上“國家記憶”的東西。地方政府和民間一些與歷史相關的機構做過許多嘗試，但國立設施也只能說誰都不能提出反對意見的“後方的辛苦”。

　 靖國神社裡有遊就館，這是很象模象樣的戰爭博物館，但那裡貫穿始終的主張是，日本發動那場戰爭是為了自保和自衛。盡管它現在是宗教法人的附屬設施，但國外有時還是把它看成代表著日本的戰爭觀，日本直到現在還沒有代替它的國家設施。

中韓政治性鮮明

　中國和韓國與日本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對於與日本的戰爭，態度非常明確。過錯全部在日本，中韓進行的戰爭，被毋庸質疑地描繪為對不講道義的侵略和殖民地統治的正義之戰。北京郊外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就是象征性的存在，那裡全力頌揚與殘暴的日本進行戰斗的共產黨。

　 韓國的獨立紀念館因常設全景觀屏幕來展示日本統治的殘酷而聞名，成立20周年的今天，還在室外舉辦了“日帝侵略時期拷問體驗展”的特別展覽。使用真人大小的塑像進行逼真的展出，金三雄館長強調說“這是歷史事實，沒有誇張也沒有縮小”。

　 幾乎所有的日本國民都是很和平很紳士的，但政治家不是，無論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還是在獨島（日本稱為竹島）問題上，他們都不是。金館長的話道出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展覽把他的不信任感具象化了，鮮明地反映出了博物館的政治性。

　 在韓國說起戰爭首先想到的是朝鮮戰爭，戰爭紀念館很大部分反映的是朝鮮戰爭。權永孝館長說“戰爭是可能發生的，我們要看到這一點。但是，我們還必須把它的悲劇性告訴人們，所以做展覽要把握平衡”。既要提高國防意識，又要強調戰爭的悲慘，這樣的工作一定困難之極。

　 聖公會大學鄭〓基教授在歷史紀念設施方面擁有相關著作，他說，在韓國“對於如何記憶戰爭也還沒有達到社會共識”。對於獨立以前的戰爭另當別論，據說對於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在國內也有爭論。

　 “陽光一直沒有照到在韓國戰爭（朝鮮戰爭）中死去的老百姓。認為越南戰爭起到了防止共產化的重要作用，這種認識一直占統治地位，但果真是那樣嗎？參加了戰爭的人，他們的痛苦和代價又是什麼呢？人們不僅要問這樣的問題”。

　 鄭教授批評說國立紀念館是軍事政權之下的產物，他正在與大學有關方面及市民團體共同推進建立“和平博物館”，用不同的方式記憶戰爭。

歷博　考問20世紀的展覽

　 再回來說說歷博。

　 關於包括那場戰爭在內的昭和時期常設展覽的討論，現在已經開始。展覽內容暫定從滿洲事變到1970年代高速增長時期，目標是在兩年後的春季開展。

　 歷博的安田常雄教授說，那場戰爭是怎麼回事？包括考問這個問題在內，不能封閉在日本一國的歷史當中，要辦成思考現代是什麼，20世紀到底是什麼的展覽。他認為，與其說是戰爭展還不如說是“現代展”。

　 安田教授今年3月參加了在柏林舉行的各國歷史博物館相關人員研討會。他說印象最深的就是，“各國都開始擺脫‘作為美術館的博物館’，努力探尋如何面對歷史”。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博物館說關鍵詞是“多文化”，法國說是“移民”，波蘭說是“自由”。聽到這些，我想博物館是可以做些事情的。

　 當然，關於戰爭的主題歐美也沒有完全解決。關於越南戰爭，美國國內還沒有固定的評價，關於投放原子彈的展覽與日本之間也有激烈摩擦。

　 但即便如此，看看歐洲對於納粹大屠殺評價的決定進程，再看看歐洲一體化的趨勢，我們不得不反思東亞的今天。柏林的猶太博物館之所以會有那樣高度抽象化的表現形式，也是因為有了德國在大屠殺認識上的政治妥協吧。

　 對於將來的展覽，安田教授說：

　 “重視解說的多樣性和多義性，不是給出答案，而是提出問題”。

　 如果說這是擺脫政治麻煩的辦法也許很簡單。但是戰爭，而且是關於歷史的展覽，觀看的一方也要有知識和體力。通過互相作用可以到達怎樣的國家記憶呢？一味投靠政治的不是“正史”。

（福田宏樹）

戰爭博物館　一般指展示戰爭和軍事題材的博物館，有軍事博物館、戰爭資料館、和平博物館等各種名稱。英國的帝國戰爭博物館、波蘭的奧斯威辛博物館、澳大利亞的戰爭紀念館等許多國家都有國立的展覽設施。在美國有國立史密森尼航空航天博物館等，它因展出在廣島投下原子彈的安諾拉•蓋伊號轟炸機而引起國內外爭論。在東亞，著名的有北京郊外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和韓國的戰爭紀念館等。日本有衝繩縣祈禱和平資料館、姬百合祈禱和平資料館、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長崎原子彈資料館以及東京大空襲・戰災資料中心，此外，各都道府縣都有用於展覽和研究的大大小小的設施，在向人們傳達各地受害記錄和戰爭體驗的同時，還開展關於思考戰爭與和平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