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現在是國會要求傳喚檢察總長的時候嗎？

民主黨事務總長李相洙所提出的“從9月份開始，將把檢察總長定期出席國會實行制度化”這番話給人一種爲了保護陷入Good morning City事件的黨代表而連最起碼的政黨尊嚴都“置之度外”的印象。

檢察總長出席議會制度是在維新後的權威主義政權時期消失，不僅法律上沒有明文規定，時間也難以判斷是非曲直。但是在已對鄭大哲代表簽署逮捕令的情況下，讓檢察總長出席國會，這只能看作是削弱檢察機關調查的戰略。檢察機關成爲權力的附屬品的那個時期，在野黨要求檢察總長出席國會就會遭到執政黨的反對，但是現在攻守關係已經轉變，這同樣顯露出民主黨的政治意圖。

民主黨在以前大國家黨要求前檢察總長慎承男出席國會時，卻以“會損壞檢察機關的政治中立性”爲由，堅決反對。但是現在把正在調查民主黨代表的檢察總長叫到國會對有關事件指手劃腳，難道不是對檢察機關的政治中立性的破壞嗎？

即使在實現民主化以後，檢察機關的政治中立性也在嚴峻的考驗中發展步履蹣跚。在這種情況下，鄭代表和幾名有嫌疑的議員對調查心懷芥蒂，居然狂言“青瓦台不得干涉檢察機關”，“應撤掉法務部長官”，所以能否維持檢察機關的政治中立性值得憂慮。

總統政務首席秘書柳寅泰在說明與鄭代表的會談時說到“檢察機關最近是否有些過於囂張”，那是作爲總統秘書對進行正當調查的檢察官該說的話嗎？如果柳秘書的話代表執政黨的大體意圖，那將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在民主化時代，檢察機關也應被置於牽制和均衡的框架受到國會的監督，這一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有它的道理。但是民主黨目前還沒有對此進行要求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