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眼于战作权移交的军队指挥体系改革，应将焦点放在加强联合防卫力上

韩国军方称，着眼于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正在内部讨论改革上层指挥结构的方案。有人指出，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以后，应该消除由联合参谋本部议长和未来联合司令分头指挥平时作战和战时作战的“战时、平时指挥二元化”带来的副作用。由此，军方开始深入讨论这一方案。军队内外正在提出方案，由联参议长兼任联合司令，或者新设联合军司令、由联合司令兼任。

军方之所以考虑改革指挥结构，是因为担心在移交战时作战权以后，如果联合司令和联参议长分别负责战时和平时指挥，就会对朝鲜突袭挑衅等紧急情况的应对体系造成混乱并出现差池。2019年，韩美国防部长曾以联参议长业务过重为由，就联参议长不兼任联合司令、而由其他韩国军队四星将军担任联合司令达成协议。但随着有人主张说有必要实现指挥一元化，军方又开始制定对策。

从过去李明博政府的国防改革受挫事例中可以看出，军队指挥结构的改革并不是简单的课题。“天安”舰爆炸沉没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发生后，李明博政府制定了将陆海空三军并立体制改为加强三军协同性的联合军司令体制的“指挥结构改革方案”，但由于军队内外出现意见分歧和反对，最后无果而终。国防部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暂时否认说：“从未讨论过。”这也是因为考虑到韩美之间的这种协议和过去的失败经验。

但是，指挥结构的改革无论如何都是在为作战权移交以后的情况做准备，不应操之过急。目前重要的是，韩国军队如何具备移交作战权的条件，即主导韩美联合作战的能力。虽然一直是以在现政府任期内移交战时作战权为目标，但随着韩美联合军演接连压缩规模，韩国军队的能力检验处于中断状态。韩国国防部也表示，最近以“适期推进”代替了当初的“尽早推进”，事实上调整了目标日程。

指挥结构的改革是要建立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战时应对体系，因此应超越非公开的内部讨论，通过全军层面的讨论和调整，全面进行讨论。而且，讨论的焦点应该是在韩美之间密切的合作体制下进一步加强联合防卫态势。于美国而言，这也是首次将美军的指挥权交给外国军队。正因如此，与美国进行充分的事先磋商和协调才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