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汉城大学社会科学院金光仁教授研究小组发表了《高考制度的变化：谁考上了汉城大学》报告书，这是对从1970学年度到去年为止考入汉城大学社会学院9个系的12538名学生进行分析得出的。
研究小组表示：“30年教育政策的变化未能提高低收入阶层入学的可能性，反而增加了有高收入父母的学生的入学可能性。有必要对导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承袭父母学历和收入的倾向：据调查，父母的学历和社会地位越高，子女的汉城大学入学率越高，而且其差距逐渐增大。
根据报告书，1985年，父亲为大学学历以上的考生的入学率达到父亲为高中学历的考生的2.4倍，到1990年和2000年分别达到3.3倍和3.9倍，呈逐渐增加趋势。
此外，以2000年为例，医生、教授等专业人士和4级以上公务员、干部级公司职员等每1万名高收入职业父亲的子女考入汉城大学社会学院的人数为37人，但普通家庭却只有2.2人，表明高收入群子女的比例达到普通家庭子女的16.8倍。研究小组将高收入群归类为职群，而没有考虑具体收入数额。
据该报告书显示，社会学院新生中，汉城学生的比例平均为41.9%（总调查年份），釜山学生和大邱学生分别达10.3%和7.2%，表明大城市学生占半数以上。
据调查，父母为大学学历以上的高学历、高收入职群的学生，考上大学后的学习成绩评分（满分4.3分）也平均高出0.11分。
研究小组表示：“也许父母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差距带来的人际关系差距导致了上述结果。”并解释说：“高收入、高学历家庭的学生考上大学后，比起准备就业，为出国留学更关心学习成绩也是原因之一。”
△“天下无敌的江南”：据调查，汉城江南地区的高中生，即使汉城大学的高考制度发生改变，也只是受到暂时的冲击，仍然会保持全国最高的入学率。
调查结果显示，引进论述考试的1986年、开始面试的1988年、引进学生在校评估与高考的1997年，汉城江南地区高中生的入学率曾有所下降，1年后，入学率又恢复到原来水平。
在全体新生中，汉城江南地区学生的比例1986年从前一年的3.5%下降到2.5%，1988年从前一年的3.3%下降到2.6%，1997年从前一年的3%下降到2%，但是第二年又重新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研究小组表示：“江南地区高中生通过补习班可迅速适应新的高考制度，再次表现出较高的入学率。这证明高考制度的变化无法消除各收入阶层及各地区之间的差距。”
△专职家庭主妇子女的比例高：汉城大学新生的母亲77%为专职家庭主妇。2003年，专职家庭主妇子女的汉城大学入学率是就业女性的3倍多。
研究小组分析说：“配偶收入越高，女性越不参加经济活动，成为专职家庭主妇的倾向较高，而且只致力于子女的教育。”
据调查，外语高中、科学高中等特殊目的高中学生考上大学后的成绩比毕业于普通高中的学生平均高出0.13分，而且女生的成绩比男生平均高出0.25分。
责任研究员金光仁表示：“据分析，因平均化和容易的试题，通过补习班重复学习的富裕阶层学生的入学率较高。高考制度的重点应放在把过热的教育热引向提高‘生产力’的方向上。”
podragon@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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