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后，特别是在北韩承认进行浓缩铀（HEU）核开发后，对北政策成为美国总统布什关注的问题之一。因为布什认识到对北政策与美国的安全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华盛顿见到的美国政府有关人士和专家表示，美国政府对韩半岛问题的观点与发生“9.11”事件之前相比，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特别是布什总统直接制定对北政策，“切尼因素”（Cheney Factor，副总统切尼的影响力）变得更加重要。
△与克林顿政府时期不同：显而易见的变化是，只能在最高层部长出席的会议上，对韩半岛政策做出实质性结论，而不能通过具体负责人或外交官渠道做出结论。这与具体负责人阵营的大部分劝告方案都能得到反映的克林顿政府相比，是一个明显的变化。
华盛顿的政府有关人士解释说：“美国（与韩国不同）担心北韩向海外出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或技术。因为这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产生直接威胁。”
与克林顿政府不同的另一个变化是，在政策决定过程中，智囊团或学界人士的参与度下降。克林顿政府利用较长的时间，对智囊团或学界的论文以及政策提案书进行多角度的比较和分析。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黄比娜（音译）回想说：“如同举行座谈会一样。”
特别是美国外交协会（CFR）的报告书原封不动地被反映在对北政策的内容中。韩国外交通商部的一位有关人士表示：“当时，CFR为制定对北政策提案报告书，向韩国派遣了调查小组，与政府有关人士和学界人士举行会谈后才回国。我们能够预测他们会制定什么内容的政策提案。CFR向我国政府事先发送草案，征求意见。我们与CFR存在密切的交流。”
而现在的氛围截然不同。乔治敦大学教授斯坦伯格（音译）表示：“最近，即使以‘不公平’为前提与政府官员见面，能够听到的事件也只是宣传书刊刊登的程度。布什政府与历届政府不同，对悬案决不透露风声。”
只有在最高层部长会议上才能做出结论的另一个理由是，美国政府内部存在分裂。政府有关人士表示：“如果与悬案没有直接关系，很难知道内容。虽然能够守口如瓶，但很难找出共同点。也就是说，在向最高层上交悬案之前，具体负责人之间存在不同的意见，暴露出各持己见的情况。代表性的事例有，去年4月的北京3方会谈和8月的第一轮六方会谈。”
在举行3方会谈前，代表强硬派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向白宫高层参谋共发送了3次书信。特别是在第3次的书信中要求：“将美国的代表团长（稳健派的凯利）更换为国务院负责裁军事务的副国务卿博尔顿或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核不扩散负责官约瑟夫。”博尔顿是被视为“国务院中的拉姆斯菲尔德”的强硬派。
虽然未更换代表团长，但白宫指示凯利不要与北韩进行直接对话。结果，在会场上，凯利面对北韩的提问只能反复回答：“请阅读我的原稿。”
时隔3个多月后的12月7日，《华盛顿邮报》报道当时的氛围说：“在国防部和白宫NSC人士关注的情况下，凯利肯定不想多说什么。”
乔治敦大学教授车彼得（音译）解释说：“围绕对北政策产生的政府内部的分裂已不是秘密。由于未能得出争论结果，需要拥有最后决定权的总统直接出面。”
△切尼因素：曾任国务院高层官员的华盛顿一位有关人士表示：“可以将布什政府的特征视为‘切尼因素’。每当稳健派和强硬派对峙时，帮助强硬派取得胜利的决定性人物就是切尼副总统。”
虽然国务院和国防部就外交政策出现意见对立是美国政府的“传统矛盾”，但向强硬派国防部方面注入力量是由切尼副总统完成的。
但平常，在布什总统下定决心前，起到最后操纵作用的是白宫安全顾问赖斯。一位政府有关人士表示：“据悉，布什总统指示赖斯综合不同意见后进行报告，但在这一过程中，赖斯却向布什总统报告自己的意见。”在NSC会议时，赖斯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向总统综合报告会议结果时，添加了自己的“研究意见”。
史汀生研究所研究员伦伯格（音译）解释说：“从我在NSC工作的经验看，从没有意见像NSC备忘录一样，能对总统产生重要的影响。NSC备忘录写着‘国务院和国防部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NSC就这么认为’。”
据悉，布什总统曾在非正式场所表示：“我不读报纸。没有成见的赖斯就是我的情报员。”表现出他对赖斯的信任。而且另外一位华盛顿有关人士表示：“赖斯精通与布什总统的对话方法。赖斯很清楚总统苦恼什么，如何说话才能使总统感到舒心，并产生影响力。”
虽然负责东亚态事务的副国务卿理查德·劳里斯对总统没有直接的影响力，但他是美国政府内精通韩半岛局势的“专家”。他的夫人是韩国人，而且他出身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韩国长期工作，因此能够熟练使用韩国语。在国务院，只有负责韩国事务的科长斯特拉伯（音译）是“韩国通”。
在白宫NSC中，曾负责日本和韩国问题最近升为负责全亚洲的NSC亚太负责首席助理的格林（音译）、即将升为亚太负责顾问的詹士（音译）、核不扩散负责首席顾问约瑟夫、核不扩散负责顾问托比（音译）等，才称得上是真正“负责韩半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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