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艺术使集中营得以升华的作业已不是很特别的事情。因为在西欧欲克服前所未闻的反人类现象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已经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努力。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集中营回到各自国家的人们以谈论自己感受的形式努力告诉世人自己令人恐怖的经验相比，如今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生存者日益减少，“表达真实”的力度远不如“艺术升华”。
但诸如“从艺术角度美化大屠杀，在伦理上是否妥当？”、“艺术用何种方式描绘3000人同时在毒气室面临死亡的情景？”等提问，正在使试图使其艺术形象化的做法，逐渐黯淡下去。“只有生存者，才能说出犹太人大屠杀，但不可能表达出记忆。”这是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维塞尔的呼声。虽然其中有着只有受害者，才能真正理解集中营的残酷现实，但不能否定其中有着浓厚的犹太人为中心的感情色彩。
难道犹太人大屠杀是只有犹太人才能理解的超越历史的现象吗？当然，犹太人大屠杀是史无前例的恐怖事件，而且20世纪的所有矛盾都集中在反犹太人主义上也是一个事实。然而，“奥斯维辛之后，现在还能成为艺术？”与“艺术是真正进行挽救的手段之一吗？”等问题，无疑是展现在西欧所有同一时代艺术家面前的品头论足的话题而已。
从艺术角度解答集中营问题的方法多种多样。以文学为例，维塞尔、伊姆勒·克勒特斯等作家，通过纯真无邪的孩子的眼睛描绘集中营的现实。而法国作家达彼得·卢瑟等另一类作家，集中分析在集中营里展开的政治犯和其他犯人之间的无情的权力之争。另外，意大利作家普里摩·李维和法国作家卢勃勒·昂特尔姆对在集中营平常接触的人的本性提出了无数反问。李维把这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本性比喻为“灰色地带”。
没有亲身体验集中营生活的作家们以迂回的战术回避直接谈论集中营情景。例如，罗明·佳利通过题为《成吉思汗之舞》的作品描写了在毒气室窒息死亡的犹太人的冤魂附着在德国警察局长身上的离奇的故事。安德烈·休伯勒茨·巴勒在整理与犹太人屠杀相关的一个家族的历史的过程中，使屠杀的根源与从巴比伦时代开始存在的迫害犹太人形成一个连贯。载有经验之谈的作品情况，对经验的强度更强烈的初期作品的评价高于新近作品。虚构文学日益丰富多彩。
从美学角度，对集中营的再现，电影的积极度远高于文学。具有代表性的电影有《夜雾》（导演，法国阿尔菱·雷纳）、《大屠杀》（美国摩宾·詹斯基）、《SHOAH》（法国兰斯曼）、《Korczak医生》（波兰安济·巴伊达）、《纽伦堡到纽伦堡》（普雷德里·卢斯福）、《辛德勒的名单》（美国、斯皮尔伯格）、《美丽人生》（意大利罗贝特·博尼尼）、《钢琴家》（罗曼·弗兰斯基）等等。
通过电影的描绘也多种多样。因此，每部影片在进行放映时都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再现现实和伦理问题的争议。例如，影片《大屠杀》的目标是推广到全世界，所以集中了多种多样的可以引起兴致的各种因素，但受到的批评是过于美化或歪曲了当时的历史。斯皮尔伯格通过《辛德勒的名单》努力向人们展现了最真实的一面，但却出现了在毒气室用淋浴喷水代替毒气的戏剧性场面。
《SHOAH》以庞大的规模最接近当时屠杀的现实，但该影片以彻底的意识形态方式单方面地表现了受害者的立场，所以成为了问题点。在《美丽人生》中，为营救犹太人而绞尽脑汁的辛德勒的形象，因在枪口下悠然自得地走过去的戏剧性画面而变得异常伤感。但对《美丽人生》的批评反而更少。这是因为它利用比喻等手段成功地体现了历史上前所未闻的事件，而不是直接再现历史。通常对虚构的东西普遍有反感的欧洲，纪录片更受青睐。
也许伊姆勒·克勒特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事，在我们看来有些特别之处。但也提醒我们，如果没有以真挚的心去面对已成为形成西欧文化中心之一的犹太人问题，则对欧洲永远只能停留在片面的理解上。
韩国外国语大学法语系讲师、欧盟研究所研究员、法国巴黎8所大学文学博士 李相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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