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負債大國總統們的利息之憂

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基準利率太高感到不滿。韓國的總統們則對市場利率非常敏感。因爲韓國是家庭負債大國。家庭負債在2013年底超過1000萬億韓元，12年後的9月底這一數字高達1968萬億韓元，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雖然因爲6·27房地產貸款限制，增幅有所減少，但也只能算是稍許慰藉。由於家庭負債管理失敗，歷屆總統擔心民衆的利率，也就成爲必然結果。

2021年3月時任總統文在寅在國務會議上指出：“由於新冠疫情，家庭負債在1年內增加了155萬億韓元，信用高的人適用低利率，經濟困難、信用低的人適用高利率，這是結構性矛盾。”這在政界人士眼中看似矛盾，但在以信用爲基礎的金融市場，追究交易對方的風險是常識。

國家也一樣。如果像文前總統的邏輯一樣主張“經濟困難、信用低的國家適用高利率的結構性矛盾”，國際金融市場就不會借錢給我們。如果這種政治性言辭行得通，就不會發生1997年底的外匯危機。

尹錫悅總統在任時，對於韓國銀行爲吸納因新冠疫情發放的市場資金、穩定物價而連續提高基準利率，使用了“銀行僕人”“作威作福”“壟斷”等粗魯的表達，責怪高利率。當時，金融監督院院長李卜鉉輾轉於各銀行，施壓要求下調利率，結果銀行貸款利率下降，住宅擔保貸款增加。在本應減少家庭債務的緊縮時期，還發生了市場利率和負債逆行的情況。

在經濟增長率堪堪維持1%的低增長局面下執政的李在明總統，像文前總統一樣表現出了把利率和收入聯繫起來的看法。李總統13日在首席祕書和助理會議上表示：“現在的金融制度令窮人被迫支付高額利息，這難道不是金融階級制嗎？”即使是低收入階層，也並非都被迫支付高額利息。利率取決於信用。改革新黨議員千河嵐反駁了“低收入層=高利息”的主張，稱“低收入層中有202萬名高信用者。”

如果擔心金融階級制，在責怪利率差距之前，首先要管理因金融可及性鴻溝而產生的經濟不平等。最近的貸款限制規定是根據收入計算償還能力。房地產和股市上漲時，高收入層可以通過金融公司貸款進行投資，增加資產，但低收入層很難用銀行的錢進行投資。要採取措施防止資產市場出現泡沫，並確保低收入高信用羣體不被排除在金融市場之外。

國家數據處2024年家庭金融福利調查結果顯示，80%的金融負債家庭表示：“可以在貸款期限內償還債務。”4.5%的人回答“無法償還”。通過債務再調整等爲他們提供東山再起的機會，但不能出現打擊80%誠實還債意志的逆向歧視。

儘管總統們憂心忡忡，但老百姓們的利息痛苦依然如故。因爲痛苦的根源——低增長高負債扭曲的經濟結構尚未得到解除。46.2%的金融負債家庭認爲1年後負債增加的原因，是購買住宅、全租保證金等房地產支出。18.5%的人擔心生活費的籌措。即使向銀行施壓，爲長期滯納者的債務調整籌集壞賬銀行的財源，如果不同時採取穩定房地產、就業對策，仍會出現重新陷入債務泥潭的滯納者。此事不能推卸給銀行或金融當局。特別是現在，應警惕增加利率痛苦的過度舉債投資（leverage）、流動性過度（liquidity）、投資瘋狂（lunacy）等“3L”風險。用政治性說辭指責利率的時代已經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