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還有一座像首爾一樣的城市

“希望李在明政府明智地應對，避免引發地區矛盾。”

忠南知事金泰欽和忠北知事金榮煥、大田市長李莊雨、世宗市長崔旼鎬19日聚集在世宗市，這樣喊道。這是反對政府推進海洋水產部遷移到釜山的聚會。他們強調：“海洋水產部遷移到釜山對國家發展沒有幫助。總統室和國會議事堂遷移到世宗一事，之前就應該迅速推進。”同一天，釜山出現了相反的聲音。釜山市長朴亨埈表示，“歡迎海洋水產部搬遷”，認爲釜山港北港是合適地點。他還建議把其他部門的海洋相關業務也轉移到海洋水產部。

李在明總統5日在第一次國務會議上要求海洋水產部準備遷移釜山後，地區矛盾正在擴散。贊成方強調，應該把釜山培養成海洋首都，實現地區均衡發展。反對方指出：“如果將遷移到世宗的海洋水產部遷移到釜山，只會增加業務低效率，脫離完成行政首都的目標。”

記者認爲，一方面，搬遷一個海洋水產部會有多大的均衡發展效果，另一方面，增長動力正在消失的地區想要抓住救命稻草的心情也可以理解。釜山人口在最近10年間減少了20萬人。遷移到首都圈的釜山青年人口在10年內超過10萬人，合計生育率爲0.66人，處於最低水平。這種現象不僅在釜山，在首都圈以外的很多地區都經歷。

贊成和反對海洋水產部遷移，不僅僅是一個部門的移動，而是長期持續的首都圈一極體系和由此引發的人口外流、地區消失、低生育高齡化等韓國社會的難題。“把海洋水產部送往哪裏”的問題與“今後如何打造韓國”的問題相同。反過來說，反對海洋水產部遷移的“完成行政首都”的目標也是將集中在首都圈的行政功能轉移到地區，實現國土均衡發展。李在明總統作爲大選公約提出建立國會世宗議事堂、世宗總統辦公室，也是出於同一原因。

李在明還表示，將與首都圈一起構建中部圈、東南圈、大慶圈、湖南圈等5大超廣域圈和濟州、江原、全北等3大特別自治道等“五極三特”。地方上對歷任基礎和廣域團體長的首任總統的期待也比較大。

不過，人們確實也擔心這只是宣言而已。每次新政府上臺，都會強調均衡發展，說“只有地方生存，國家才能生存”。金泳三政府試圖通過過密負擔金制度和首都圈工廠總量制等來抑制“首都圈集中”。盧武鉉政府實施了事業單位向地方轉移、行政首都等，李明博政府則試圖以“5+2廣域經濟圈”來壯大地方產業。朴槿惠政府也表示將在各市、道建立創造經濟中心，拯救地區，文在寅政府則推進了地區均衡新政。尹錫悅政府發佈了地方時代總體規劃。

數十年來，新政府上臺後一直高呼“地方均衡發展”，但首都圈卻變得更加龐大。地方上則更加收縮。據行政安全部統計，去年首都圈居住人口爲2604萬名，比前一年增加3萬以上。相反，非首都圈人口從2516萬名減少超過87萬名，首都圈和非首都圈之間的人口差距達到了歷史最高值。青年們爲了找工作紛紛前往首都圈，低出生率現象日益嚴重，全體228個市郡區中的57%（130個）成了“消失危險地區”。地方青年就業人數最多減少70%。佔全體人口一半（50.7%）的首都圈也早已陷入了困境。由於暴漲的房價和不穩定的工作崗位問題，青年們放棄了結婚、生育。去年第二季度首爾合計生育率爲0.56名，在全國最低。

即使不羅列統計結果，韓國社會堅如磐石的面貌今後也看不到任何改善的希望。在目前這種情況下，聽起來很荒唐，但如果全國再出現1個與首爾相似的城市，會怎麼樣呢？人口外流、工作崗位、住宅、低出生率乃至教育問題都能得到很大程度的緩解。如果像首爾這樣的城市再增加1個，共增加3個，我們就可以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裏。

這就是迫切需要均衡發展的原因。我個人而言，每當考慮均衡發展時，就會想起在擔任常駐歐洲記者時，在里爾、南特等法國各地看到的法國前總統密特朗的紀念碑。紀念碑包含着密特朗對地方分權的努力。經歷王政國家、拿破崙時代的法國，所有權力都集中在巴黎，在歐洲也被稱爲中央集權的典型，甚至到了阻礙國家發展的程度。對此，左派密特朗不顧既得權的反對，縮小中央政府權限，推進了強化地方政府財政權限的地方分權，並於1982年制定了相關法案。繼密特朗之後，右派傾向的希拉剋總統2003年通過修憲明文規定“法國是分權共和國”，地方政府的自主權得到了憲法保障。爲此，法國各地區根據自身特點發展，首都圈和非首都圈的不均衡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韓國要想將更多的權力移交給地方，首先應該提高地方財政的自立度。目前，地方稅在總稅收中所佔比重僅爲25%左右。由於又名“三成自治”，地方自治團體只能依靠政府補貼等，依靠中央政府。相反，加拿大、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的地方稅比重達45%-55%。這就是需要調整稅制提高地方稅比率的原因。

像法國一樣，在憲法中強化地方自治相關內容也是值得考慮的。通過修憲，將名稱從地方自治團體改爲“地方政府”，並加入“大韓民國嚮往地方分權國家”的內容。地區一直要求將強化地方分權的條款明文規定在憲法中。

今年是1995年6月27日全國同時舉行地方選舉，正式成立地方自治30周年。30年來，開發貼近生活型政策和擴充基礎設施等實現地區發展的積極因素也不少，但首都圈集中加劇，地方面臨消失危機。對於以首都圈爲中心的現有體系已經達到極限的我們來說，地方分權不是選擇，而是生存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