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陷入“死即生危機”而面臨司法風險的10年…誰該負責？

三星電子會長李在镕最近承認“三星危機論”為現實，要求2000多名子公司職員有徹底反省和“死即生（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覺悟。他還指出，由於創新和挑戰的消失，失去了“超差距競爭力”和“三星風範”。雖然李會長沒有提到這樣的信息，但毫無疑問，三星遭遇危機的核心原因之壹就是持續10年的司法風險。

三星的司法危機是從2016年的幹政事件開始的。尹錫悅總統擔任調查組長、前國民力量代表韓東勛擔任派遣檢察官的特檢以“為了第壹毛織和三星物產的合並，與朴槿惠前總統等進行了接觸”為由，對李會長展開了調查。兩次申請拘捕令，最終被拘留，並以行賄等嫌疑移交審判。在二審中因緩期執行而被釋放的李會長因大法院的發回重審而被重新收監，之後被假釋，直到2022年8月才獲得特赦。

另外，2019年成為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經濟犯罪刑事部長的現任金融監督院院長李福賢將三星生物制劑財務欺詐事件擴大到了不正當合並疑惑。當時尹總統還是檢察總長。檢察調查審議委員會（10人贊成，3人反對）勸告中斷調查、不起訴，拘捕令也被駁回，檢察機關在第二年不拘留起訴了李會長。繼壹審之後，今年2月公布的二審也宣告李會長19項嫌疑全部無罪，但檢方強行“機械性上訴”，訴訟仍在繼續。

李會長出席法庭近200次，在度過“失去的10年”期間，海外競爭企業大舉躍進。在臺灣TSMC（臺積電）將半導體委托生產市場占有率提高到近70%的時候，排名第二的三星電子跌至10%以下。在蘋果獨占世界高級手機市場期間，三星電子連發展中國家市場也被中國企業搶走了。

除了部分權威主義國家之外，任何國家都不會長期給罪責不明的核心企業首席執行官（CEO）戴上司法枷鎖，制約其經營活動。在三星的危機中，陷入名利欲的檢察主義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破壞企業競爭力的檢察機關有關人士中卻無壹人承擔政治、法律責任。在這樣的國家裏，培養和守護“全球第壹企業”是很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