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于1993年在駐日本大使館工作時，曾幹預過河野談話發表的交涉。通過此次談話，日本政府大體上承認並致歉受害女性們被日本軍強行拉去的事實。盡管如此，經過了20年的時間到了今天，我們民族心底的痛楚未能得到痊愈，因爲日本右翼派的否認慰安婦制度的強制性發言而損毀奶奶們名譽的事件壹而再再而三地發生，這也實在是讓人感到難過。
受害者和市民團體對日本的要求爲壹查明真相（承認爲國家責任）二政府的正式道歉③對違法行爲的賠償。對此日本政府的立場爲查明真相以河野談話展開過，賠償問題爲根據1965年韓日間簽署的請求權協定已經得到了解決。日本由此表示，與賠償問題無關，始于人道主義堅持下，1995年通過亞洲女性基金謀求過解決問題，但因韓國等的反抗而被迫中斷。
筆者最近有幸與精通韓日關系的前任外交官、學者、言論家見過面，他們對慰安婦問題的關注和見解有以下三點。
第壹，在日本國內，覺得關于慰安婦制度真相的理解非常缺乏。讓人感到驚奇的是，連韓國問題的專家也把事件看做是當時公娼制度或人身買賣慣例的延長線。
第二，我國的立場爲慰安婦問題因被害者的證言而推遲了壹段時間才成爲表面化，爲此這些就不屬于請求權協定交涉的對象，但與韓國的好感度無關，所有人士們卻不同意我國的觀點，他們認爲日本政府不會有正式容納賠償要求的可能性。他們擔心的是，如果承認請求權協定的例外，那將有可能還會提出其它過去的曆史問題，而最近我國裁判部的強制征用受害補償判決，也成爲了墊底他們主張的根據。特別是，外交官們對日本國民在亞洲女性基金募捐了6億日元，再加上從政府預算裏也支出了48億日元，但仍沒有得到評價壹事帶來了相當大的無助感。
第三，賠償要求壹旦被接納，日本就很難再否認曆史的真實。因此,賠償要求反而讓日本對事實關系承認的立場變得僵化，還出現了提供否認強制性土壤的負效應。雖然受世界輿論強烈批判的如今潛伏到了水下，但去年年末安倍政權第2次出台後，傳出提議修改河野談話的妄言也可能是隨了那種氛圍的潮流。
與受害舉報與否無關，要想守護所有受害者的名譽，把這個事實遺留爲曆史的教訓，迫在眉睫的是就應該維持‘承認日本的強制性和國家責任’的真相。第1次安倍內閣采取了2007年過去日本政府發現的資料裏沒有強制性輸出的國會答辯書，但這個不能成爲否認強制性的根據。就像1993年河野談話發表當時擔任調查負責人的前官方部長官在後日作出的證言，不能壹開始就把當時也屬于非法的強制動員留下來做文檔，即使有過壹部分，但那些也應該都在戰敗後全部銷毀。
對研究者持著崇高的敬意。但我認爲根據現如今狀況，謀求出更有效更有現實性的方法。
不是勉強拿到的賠償，而是從內心發出的真摯的道歉才是解開奶奶們心中的怨恨，並且造就韓日之間和解之路的道路。特別是讓日本的後世代們了解到我們爲什麽如此的憤怒，將來才能會拉近壹點兩國國民的曆史認知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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