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冷戰體制下，日本與美國等簽訂了三藩市媾和條約。但是作為外交課題卻遺留了與韓國等過去曾為日本殖民地的其他鄰國之間的邦交正常化問題。在第9章將圍繞與韓國（上）和中國（下）的邦交正常化進行報導。
“繁榮”的代價 至今不斷的歷史摩擦
韓國新任總統李明博（66歲）將於25日就職。作為擔任過現代建設公司總裁和首爾（漢城）市市長的“首位CEO（最高經營負責人）出身的總統”，肩負著國民對經濟重新振興的期待。
“為了建立成熟的韓日關係，我不總想說讓日本謝罪和反省的話”；“歷史問題讓專家們去討論好了”。
李明博氏在當選後，就經常成為日韓外交問題的殖民統治等歷史認識問題發表了這樣的談話。這與對日本言辭激烈的盧武鉉前總統截然不同。在日本，對改善與韓國關係的期待也高漲。
李明博氏在40多年前還是名牌私立大學高麗大學的學生時期曾經是一位反日運動的鬥士，參加過反對日韓邦交正常化的遊行示威，遭逮捕，渡過一段監獄生活。
■ 僅以數億美元清算 韓國學生認為是“屈辱”
1964年6月3日。
數萬名學生和市民在漢城市內高喊“為了民族，樸政權下臺！”、“打倒腐敗無能的樸政權！”的口號，舉行了示威遊行。剛剛在前一年為總統大選脫下軍裝的朴正熙總統害怕這場運動從“反對邦交正常化”演變成為“反政府”的行動，實施了非常戒嚴令，並用武力鎮壓了示威遊行。
為什麼會反對邦交正常化呢？
我們採訪了當年曾是漢城大學學生領袖的原國民大學總長玄勝一（66歲）。
他說：“僅用幾億美元就想把過去殖民統治的帳清算掉是不能認可的。這是極端的屈辱外交”。當時韓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統治下解放出來還不到20年。“因為悲慘的殖民地時代的記憶還留在大家的腦海裏。這樣的內容是絕對不能接受的。這是民族感情的問題。”
另外，對軍人出身、通過軍事政變上臺的朴總統也抱有強烈的反感情緒。1960年4月，強化獨裁體制的第一任總統李承晚就是被學生和市民的抗議遊行趕下臺的。
“我們以為這回該實現民主主義了，但僅隔一年時間就發生了軍事政變。朴總統想依靠日美等外國勢力鞏固他的政權根基。人們認為，他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賣了國家。”
曾經在崇實大學作為反對運動領袖的柳永烈先生（67歲）現在擔任政府國史編纂委員會委員長。他說：“當時我們認為，如果實現邦交正常化，韓國經濟就會被日本企業掠奪，就會被在朝鮮戰爭中發家的日本巨大經濟實力擠垮。”
曾經反對日韓邦交正常化的玄勝一先生和柳永烈先生現在已經不再主張廢除日韓
條約了。在他們當年的夥伴當中，持有這種主張的據說是少數派。
對朴總統的看法也發生了轉變。曾被以內亂罪名逮捕入獄的玄勝一先生後來遠渡美國獲得了社會學博士學位，成為了一名大學教授。他還曾經當過大國家党的國會議員。“現在已經不再憎恨朴總統了。雖然他很獨裁，但也有長處。從經濟成長的角度來看，改變了對他的評價。”
李明博總統大學畢業以後進入現代建設公司，在商業世界裏大顯身手，35歲就當上了總裁。玄先生說：“時間已經過去很久了。與日本的關係，李總統大概不會總是糾纏過去不放，而是在考慮要面向未來吧。”
柳先生則是通過學生運動的經驗，為探究韓國民主主義的萌芽從事對歷史的研究。他學習日語，為了研究日本，他曾在日本住過一年半。他說：“通過在日本的生活，接觸到了日本人親切、誠實的態度，使我對日本的看法也發生了轉變。雖然有關邦交正常化的一些內容存在問題，但締結了邦交從結果上來看還是好的。”“兩國是命裏註定的鄰國，所以必須要加強交流，加深相互間的瞭解，必須要考慮怎樣去彌補邦交正常化欠缺的部分。”
當時被捕的學生們獲釋以後，打破了大學間的界限，組建了“63同志會”。“63”即指舉行大規模遊行的6月3日之意。至今依然聯繫緊密。訪問設在首爾市內的同志會辦公室時，可以見到當年員警和學生發生衝突的巨幅照片。辦公室的有關人員告訴我們：“去年末總統大選時，我們熱心地聲援了我們的同志李明博先生。”
■“日本怎麼能只和南邊聯手呢！”日本的學生們也有抵觸
1965年6月22日。歷經14年的談判終於結束，簽定了邦交正常化的日韓基本條約和四個協定。
日韓關係上了一個更高的臺階是1998年10月金大中總統和小淵惠三首相舉行的首腦會談。首相誠懇地為過去道歉，總統真誠地評價了“戰後日本”的歷程，雙方確認了認識歷史的重要性。
次月，在鹿兒島舉行了日韓閣僚懇談會，金鐘泌總理（82歲）訪日。金總理因過去曾作為中央情報部（KCIA）部長與池田勇人內閣的大平正芳外相談判時簽署了日本無償提供3億美元、有償提供2億美元解決了有關請求權問題的“金•大平備忘錄”而著名，是邦交正常化的有功之臣。
金總理在回國的途中，根據其本人願望，在福岡市的九州大學作了一次演講。因為在韓國建國的歷程中，有許多出身于該大學的人做出過貢獻，所以這是一次帶有感恩意義的特殊演講。演講用日語，歷時45分鐘。
他在演講中說：“我認為，（沒有邦交的）非正常狀態的持續，不僅對兩國的關係，對整個亞洲地區的和平、穩定和繁榮來說，也都是不願意見到的。所以，儘管在國內受到強烈的批判，但我還是為了實現邦交正常化賭上了我的政治生命。”
我們去九州大學見到了當年促進實現並實際運作了演講的石川捷治教授（63歲）。石川教授說：“儘管這次演講是一國總理提出的希望，但主要出於考慮到他在韓國政治
中所發揮出的作用，沒有個人間的瓜葛”。
石川先生在佐賀大學的學生時代曾一直參加了反對日韓邦交正常化的運動。
“當時我的想法是，日本資本又把手伸到了過去的殖民地，豈不是帝國主義的復活嗎？日本的統治階層對殖民統治的責任完全沒有認識，在與美國之間的從屬同盟中扶持樸正熙的軍事獨裁政權，由此延長自己的壽命。而且更主要的問題是，日本只和南邊結好，這對嗎？”
據他說當時很多學生都有這種想法。有些他認識的在日朝鮮人學生甚至抱著理想去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朝鮮）。“當時我認為，儘管北方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比起民眾受著獨裁折磨的南方來，還是具有自主性和正統性的。”
在日作家金石范先生（82歲）現在仍然記得當年曾連續多日參加在日本朝鮮人總聯合會（朝鮮總聯）組織的反對集會。“樸政權是親日派，是民族叛逆者的政權。美國人在幕後教唆它要趕快和日本聯手。簡直是胡來”。
■冷戰下來自美國的壓力 經濟最優先的樸政權
日韓條約案議於1965年11月在眾議院正式會議上由議長提出，並獲得突擊式的表決通過。次月，在參議院，雖然社會、公明、共產諸党議員退場表示反對，但仍獲得了通過。
“邦交正常化有三重面孔。”
說這話的是權五琦先生（75歲），當年他曾作為韓國報紙《東亞日報》駐東京特派
員對邦交正常化進行了採訪。
----三重面孔？
“是的。一是鄰國間要清算殖民地時代的關係，締結新的關係；二是處在冷戰中的
美國的企圖；三是為了經濟發展需要資金的朴總統的意思。這三點缺一不可，否則難以說得通日韓關係。”
就此，記者也詢問過日韓談判研究第一人、國民大學李元德教授（45歲）。
他指出，引導談判達成妥協有兩個動力。首先是安全保障理論。“美國為了在冷戰體制下加強封鎖共產圈的效果，希望與北朝鮮對立的韓國能夠和日本在政治、經濟方面聯合起來”。1961年，北朝鮮分別與中國和蘇聯締結了互助條約。“實質性地介入越南戰爭和1964年10月的中國核子試驗成功，都使美國的壓力達到空前的頂點。”
另一個是經濟理論。“美國想要逐漸地減少對韓國的援助，轉由日本取而代之。而要最優先發展經濟的樸政權即無資金又無技術。只有通過達成妥協從日本取得資金。”
這樣，談判才取得了急速的進展。李元德教授說：“本來應作為主題的殖民統治責任問題卻被擱置在了一邊。因此，這個問題也就成了後來翻來覆去的歷史摩擦的原點。”
“但是，如果韓國方面當時一定要堅持主張歷史正義的話，韓國能夠實現今天如此的繁榮嗎？歷史還是應該從多個角度來看。”
九州大學因為金總理發表演講的機緣，成立了韓國研究中心。專門研究歐洲政治史的石川先生擔任了第一任負責人。石川先生說，日韓關係正常化是必須要實現的歷史性
課題。但是，當時的反對理論也並沒有錯。因為日本不能夠認真地正確面對歷史的姿態直到今天也沒有改變。
“是像過去一樣依賴日美同盟發展下去，還是在多樣化的亞洲如何探求主體性的共生，日本正處在一個轉捩點上。”
如此說來，確實至少有一個問題，即日本如何使其與北朝鮮的關係正常化這一極其困難而又重大的問題，擺在了我們的面前。
（櫻井泉、小菅幸一）
▼ 日韓邦交正常化談判（1951年～ ）
從1951年的預備會議、1952年的第一輪正式會談開始到第七輪會談，日本與韓國的邦交正常化談判前後歷經15年。其間因有日本方面關於殖民統治有功無過的發言（即1953年的“久保田發言”），會談破裂，導致了長時間的停滯。
1965年6月22日，確立邦交關係的《關於日本國與大韓民國之間基本關係的條約》（基本條約）和①《關於解決請求權問題與經濟合作的協定》、②《漁業協定》、③《關於在日韓國人地位的協定》、④《關於文化遺產與文化合作的協定》等四項協定在東京簽署，基本條約于同年12月開始生效。
但是，主張領土權的竹島（韓國稱為獨島）歸屬問題被擱置起來。韓國方面未將竹島列為有關解決紛爭問題交換公文的物件。
▼ 日韓基本條約（1965年）
圍繞著殖民統治等問題的對立，在基本條約中留下了曖昧的表達。第二條中約定“雙方確認1910年8月22日（日韓合併條約簽訂日）以前簽署的條約、協定已經（英文為already）無效”。關於合併條約和1905年的剝奪了韓國外交權、把韓國作為日本保護國的第二次日韓協約，韓國主張：因其是在日本軍事力量背景下被脅迫簽訂的，所以從一開始即屬無效。日本的立場則是：條約的締結是合法的，1948年因韓國建國，條約才變得無效。但基本條約對無效的時間卻避而未談。
第三條：雙方確認“韓國政府為朝鮮唯一的合法政府”。對韓國的管轄權範圍，日本的解釋是韓國、朝鮮軍事分界線的南側；韓國則主張為朝鮮半島的全部。
▼ 日朝談判
相互交換日朝平壤宣言並握手的小泉首相（當時）和金正日總書記。（代表攝影）
2002年9月小泉純一郎首相和金正日總書記共同發表的日朝平壤宣言中稱，日本方面對殖民統治“表示痛切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關於清算問題，借鑒了日韓間的基本辦法，依平壤宣言，將在邦交正常化之後由日本提供無償的、有償的和人道主義支援的經濟援助。雖然雙方確認了請求權放棄的原則，但北朝鮮方面認為被強征的受害者和慰安婦問題是另外的問題。
▼ 請求權、經濟合作協定
根據協定約定，日本向韓國無償提供3億美元，另提供2億美元貸款。兩項時限均為10年，以提供日本產品和日本人勞務的形式，用於浦項制鐵（現在的POSCO）和連接漢城與釜山間的高速公路及昭陽江水庫建設。
協定規定，日韓間的財產、權利等的請求權“已經確認得到了完全並且是最終的解決”。對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徵用、徵兵等的個人補償，由韓國方面負責，用經濟合作的形式代以“清算”。因此，當時未被留意的對日軍慰安婦等的補償、支援成為後來的大問題。
樸政權在進入70年代後，制定了有關對日民間請求權補償的國內法。為因強強制動員後死亡約8500人的遺屬每人支付了30萬韓元。但這只是受害者的極少一部分。盧武鉉政權提出要重新審視歷史，大力推進了對日本強制動員的調查，在2007年制定了為死者每人支付2000萬韓元（約230萬日元）等的法律。根據日帝佔領下強制動員被害真相糾明委員會的調查，迄今為止共收到約22萬件受害調查申請，已經認定有1萬1442名死者、625名失蹤者和1237名負傷者。
▼ 金鐘泌（1926～）
韓國軍人、政治家。畢業于韓國陸軍士官學校。1961年與樸正熙發動軍事政變。在朴總統屬下作為首任中央情報部（KCIA）部長參與了日韓邦交正常化的談判。1971起擔任國務總理。1973年，為了被認為是KCIA策劃組織的金大中氏綁架事件，持朴總統親筆書信來日，向田中角榮首相致歉。日本方面以終止調查為條件達成共識（第一次政治解決）。1998年，在金大中總統任內再次出任國務總理。長期處在韓國政界中樞，是與金大中、金泳三前總統的“三金政治”中的重要一翼。曾擔任韓日議員聯盟會長等職，在兩國間發揮了管道作用。但在2004年的大選中落選。
▼第9章（上）日韓邦交正常化 - 教科书比较▼
1950年代日蘇邦交正常化，繼而60年代日本與韓國、70年代日本與中國之間實現邦交正常化。在中學生學習的歷史教科書裏是如何說明的呢？
■日本 -- 在“經濟高度增長”這一單元裏簡單涉及
在日本中學裏用得最多的東京書籍出版社出版的教科書中，關於日本與蘇聯的邦交正常化，是在三藩市媾和條約締結後日本逐步回歸國際社會的動向中做了說明。記述文字有5行左右。
“自1955年前後起，在冷戰的緊張氣氛逐步緩和的形勢中開始出現了與未締結和平條約的蘇聯恢復關係的動向，1956年發表了日蘇聯合聲明。日本由於得到了蘇聯的支持，同年加入了聯合國，回歸了國際社會。”
另一方面，北方領土問題在正文欄外的注釋裏這樣說明的：
“儘管日本堅持國後島、擇捉島、齒舞群島和色丹島（北方領土）是日本的固有領土的主張。但因蘇聯不接受這一主張，故而日蘇未能締結和平條約。蘇聯解體後，日本與俄羅斯之間為解決上述問題而進行的努力仍在繼續。”
關於北方領土問題，其他出版社的教科書的寫法也幾乎相同。東京書籍出版社社會編輯部部長渡邊能理夫說：“北方領土問題在教科書審查中是一定要被審查的。多年以來由於受到國家的指導，教科書的表述口徑一直是一致的。”
而與韓國及中國的關係正常化則是在“高度經濟增長中的日本”這一單元裏被簡單地提到。
關於日韓關係正常化是如下3行文字：“日本于1965年與韓國締結日韓基本條約，承認韓國政府是朝鮮半島上唯一的合法政府。”
接下來，關於日中關係正常化，用4行文字作了如下說明，同時還在正文欄外的注釋中登載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的第1條。
“1972年發表了日中聯合聲明，與曾經斷交的中國實現了邦交正常化。並于1978年締結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隨著其後中國經濟的發展，日本逐步加強日中關係，深化交流。”
（大久保真紀）
■韓國 -- 沒有關於提供5億美元資金的記述
日韓邦交正常化在國家審定的本國史教科書中有所涉及。在說明樸正熙政權推進了經濟增長政策之後，教科書用4行左右的文字記述了與日本的邦交正常化。
“樸正熙政府一方面強化與民主友邦的關係，一方面展開了積極的外交活動，如努力建立與中立國的外交關係等。之後，韓國改善了長期以來遺留的韓日關係，與日本締結了韓日協定。（後略）”
教科書中沒有寫到日本向韓國有償及無償提供共計5億美元資金的事，以及此舉關係到韓國經濟發展的情況。
韓國史編纂委員會的金得中博士說：“教科書篇幅也很有限，重點首先要把握對歷史的大趨勢。詳細情況就由教師來講解。”
另一方面，在高中，在國家審定的韓國史教科書中還談及在韓國開展的反對韓日邦交正常化運動，記述如下：
“樸正熙政府將實現祖國的現代化作為國政的主要目標，一面推進經濟開發政策，一面對要求日本謝罪及正當賠償的市民及學生們的強烈反對採取了壓制態度，實現了韓日邦交正常化。”
關於提到反對運動問題的原因，金博士解釋說，這是在“強調韓國不顧民眾的激烈反對，以非民主的做法與日本締結了邦交這一點。”他還說，“與其說是提出韓日關係這個問題，不如說敍述的焦點在於揭示在韓日邦交正常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樸正熙政權的非民主性質。”
關於日中邦交，只在韓國史的“國際形勢的變化”這一節中有1行記述。關於韓中邦交建立的情況，書中只登載了照片，沒有文字說明。
日蘇邦交正常化在很多的教科書如韓國史、講授世界史的《社會2》中沒有涉及。
（櫻井泉）
■中國 -- 對美中關係描述詳細，對日中關係語氣平淡
在中國最廣泛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國歷史》中，日中邦交正常化是在“外交事業的發展”一課裏講授的。這一課占8頁，但關於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說明，連同與其他各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內容在內也只有3行。有當時訪華的田中角榮首相與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握手的照片，再就是以下語氣平淡的記述：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接著，許多國家紛紛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出現了與中國建交的熱潮。我國的外交工作出現新局面。”
與此相反，教科書中詳細地說明了中國與美國的關係正常化。在“外交事業的發展”這一課開篇便提了出來，包括尼克森總統與毛澤東的照片在內，占了1頁中三分之二的篇幅。
“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國際形勢的變化，20世紀70年代初，改善中美關係，成為兩國共同的要求。中美關係出現了轉機。”
對中國的歷史教科書頗有研究的慶應大學副教授段瑞聰解釋說：“中國的認識是，日中邦交正常化是在中美關係緩和的延長線上實現的。”他還說，“冷戰背景下中蘇關係惡化的70年代，中國政府在外交方面最為重視的是中美關係。因為如果改善中美關係，那麼就有利於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地位的提高，對於與蘇聯及臺灣的關係也很重要。”
除中美關係外，重點講述的有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的問題。書中說明，“這是我國外交史上最初的偉大勝利。”
關於日本與蘇聯、日本與韓國的邦交正常化問題，包括世界史的教科書在內都絲毫沒有涉及。 （佐藤和雄）
■臺灣 -- 重點在於與日本斷絕邦交
日中邦交正常化對於臺灣（中華民國）來講就意味著與日本斷絕邦交。為此，教科書中也將重點置於對日斷交問題，在臺灣史和中國史兩個方面都有涉及。
在廣為使用的南一書局《國民中學•社會》臺灣史部分中，在“外交局勢的變化”一項裏用5行文字追述了自臺灣被逐出聯合國到臺灣與美國斷交的情況。
“民國六十（1971）年，聯合國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我國決定退出聯合國。其後，日本承認其主權，各國亦逐漸改變立場。民國六十八（1979）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宣佈終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對臺灣打擊甚大，我國陷入國際孤立的困境。”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國以經濟實力為後盾，推動實務外交，確立臺灣的國際地位。”書中對李登輝政權以後的外交方針作了如此說明。
此外，在中國史部分用了3行左右的說明文字。
“美國為打擊蘇俄，遂籍機拉攏中共，中共因而得以在1971年加入聯合國。此後，中共即陸續與日、美等國建交，積極擴展國際外交，並打壓中華民國的外交生存空間。”
從教科書中，浮現出“受大國中國欺負的國際孤兒臺灣”的構圖。
在依據國民黨執政時期的1983年的《歷史課程標準》編寫的教科書中，在中國史部分講述臺灣被逐出聯合國等情況的文字有5行左右，但未涉及與日、美的斷交。
關於日蘇及日韓的邦交正常化，新舊教科書均未涉及。
南一書局的教科書編撰指導委員、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周惠民這樣談到教科書的重點：“在中國的邦交正常化這個問題上重要的是，日本是率先跟中國恢復外交的國家。最多會講到這一點。”
（田村宏嗣）
▼國際交流基金理事長
小倉和夫
訪談20位有識之士 --我選出的10件大事（17）
民眾推動了近現代史▼
我是以“民眾推動了近現代史”的觀點選擇的，所以即使是東亞以外區域發生的，也試著選擇了對東亞帶來極大影響的事件。
對歷史的認識，根據國家和個人，當然會有所不同。如果問，拿破崙是侵略者嗎？俄羅斯人或法國人的認識當然是各異的。而現實問題是，日本的年輕一代，在討論歷史認識之前，就對歷史本身不感興趣，也缺少相關知識。無知與偏見相連，會造成相互間的誤解。
首先列舉的是在印度發生的雇傭兵西帕衣團（shipahi）的起義（或稱印度大叛亂）。這是針對英國的殖民地統治的抵抗，是亞洲民眾最早興起的大規模反殖民地的鬥爭，對東亞產生了影響。這一抵抗卻導致了英國對印度的直接統治，並從那裏開始了防衛印度和進入中國，進而影響到全面的亞洲政策。
明治維新為亞洲提供了近代化模式。將作為權威的皇室推到前面，避免了大規模的內戰，完成了大革命，並且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
在日清（甲午中日）戰爭中獲勝的日本，面臨三國干涉局面。日本民眾在支持帝國主義外交的同時，國民及政府依據臥薪嚐膽的歷史話題，均對黃禍論顯得極其敏感。政府已深刻認識到如不同歐洲的大國協調一致，將無法在國際社會生存下去，故實現了日
英同盟。
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第一次感受到在外交方面進行宣傳報導的重要性，加深了有關新聞出版界的作用及獲取民眾支援的重要性認識。日本對波蘭及芬蘭、俄羅斯帝國的反沙皇制度運動的支持“活動”，可以稱之為公開外交手腕的初次嘗試。
暗殺伊藤博文的恐怖行動，成為日本吞併韓國的絕好藉口。民族運動受壓而走向極端恐怖，只能給施壓一方提供更好的藉口，運動難免受到挫折。這是必須與目前的中東恐怖主義行動聯繫在一起考慮的視點。
辛亥革命是中國的革命運動的起源，最終導致毛澤東的共產主義革命。俄羅斯的共產主義革命帶來了世界上意識形態方面的對立。如果沒有所謂共產主義“威脅”這樣的宣傳，也許法西斯主義及納粹主義就不會受到那麼狂熱的追捧了。這也成為給20世紀的國際政治直接帶來意識形態對立的契機之一。
張作霖是被關東軍謀殺的，但日本軍方和政府均曖昧地混淆責任，因而削弱了軍隊的紀律。軍隊內部的統轄系統失控，同時軍方開始脫離了民眾。以事件為轉機，日本與中國進入決定性的對立局面。由於盧溝橋事變的發生，中國的內戰形成國際化，日中戰爭陷入長期化。日本完全將中國民眾放到自己的敵對面上了。
可以說空投原子彈的歷史意義尚無定論。日本的大多數國民認為日本不應該擁有核武裝，核武器應徹底廢除。美國針對投擲原子彈沒有表示絲毫的歉意。並且，日本與核武擁有國的美國結為同盟關係。不知日本人對此互為矛盾的做法無論是從戰略性的角度，還是在道義意義上，是怎樣認真地作為問題來判斷的呢？或許有必要返回原點重新審視。
越南反戰運動不僅僅是在日本等東亞，還擴展到美國、歐洲、南美等地區。取得勝利的，既不是美國，也非河內。應該說只有反對侵略戰爭的世界的民眾才是真正的勝利者。
（採訪者：櫻井泉）
About Dong-A Il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