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表示:“以韓國、臺灣、新加坡、香港爲中心的亞洲四小龍時代已成爲往事,取而代之的是以中印兩國爲中心的時代。”這一主張與韓國開發研究院(KDI)的憂慮一脈相承。在這種情況下,不知“東北亞均衡者論”又會對我國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
李光耀於7日表示:“擁有全球40%人口的中國和印度年均經濟增長率分別爲8∼10%和6∼7%,他們將改變世界力量的中心。而亞洲四小龍已不具備改變世界的能力。”也就是說,已發展爲世界工廠的中國和緊追不捨的印度成爲經濟大國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在世界經濟結構如此迅速變化的過程中,新加坡與韓國所表現出來的態度相差甚遠。
新加坡對中國和印度都進行了大膽的投資。收購印度國內的企業和研究所,還將大多數印度企業引向國內。與此同時,現任總理李顯龍一直將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作爲外交政策的核心內容,並使之進一步趨於鞏固。
我國去年出口了相當於187億美元的手機,其中占43%的手機核心配件是從美國和日本進口的。我國對美日兩國的出口額和進口額分別占總進出口額的25%和34%。也就是說,美國和日本仍然是可以左右韓國經濟的核心國家。即使說圍繞著韓國運轉的外國資本主要取決於美國的影響,也毫不爲過。若從與周邊國之間的力學關係所具有的複雜性分析,韓美同盟關係的動搖與不穩定因素會對我國經濟所起到的負面影響遠遠超過新加坡。
我國政府圍繞著分配有限、清算過去、自主外交等問題紛爭四起時,新加坡卻以經濟增長、未來志向爲目標,並積極開展了現實外交。結果,去年新加坡實現了8.3%的經濟增長率,而韓國只有4.6%。另外,香港、臺灣、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率都明顯高於韓國。或許李光耀所謂的“亞洲四小龍往事論”只適用于韓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