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稱要在各部門設立改革主體組織的盧總統的構思開始露出端倪。監查院爲樹立公職綱紀而展開全面的職務監察,以及在國情院重設總統直報制等措施,似乎均與此有關聯。而且似乎這已遠遠超越了青瓦台所解釋的“爲支援改革性公務員們的工作”的程度。
盧總統在對警察指揮官的特別演講中,對媒體表示不滿稱“搞什麽拉幫分派”,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線公務員中有許多人議論“這是爲剷除對政府的國政路線持消極或批評態度的人而全面展開的工作”。換句話說,公務員們認爲在對公職社會進行一次是否屬於“一路人”的大檢閱。盧總統把人事權與監查權作爲構築改革勢力構築物件的提法,也令公務員們頗爲不安。
在以往的各界政府中,每每面臨國政危機也動輒以改革爲由,拿出所謂的“確立公職綱紀”處方的事例同樣屢見不鮮。但每每收不到預期效果的根本原因在於,不是對自身的根本性革新,而是在外壓下進行的其本身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從過去的教訓看,這種措施的結局往往因政界的政派分聚、察顔觀色、拉幫結夥及內部矛盾的激化反而使國政的活力萎縮並惡化。
同時,如果真如盧總統所說的那樣,改革是爲了“生存”,則很有必要對國政課題的輕重緩急及現實條件進行一番思考。如果問國民“當務之急是什麽?”想必會異口同聲地回答“恢復經濟”。如果接著問“是什麽出了問題?”,我想有相當一部分人會回答“政府在運營經濟上似乎出現了異常”。
那麽,從新政府執政之日起備受“考驗”的公職社會的氛圍又是怎樣的呢?也許大多數人會同意,政府的做法是急於搞清動機而非警告或處罰。既然如此,也許公職社會的當務之急並非改革主體。本應把所有精力放在經濟與民生也深感時不待人的政府,也許不該有閒情逸致去玩“主體”、“客體”等文字遊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