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负债大国总统们的利息之忧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基准利率太高感到不满。韩国的总统们则对市场利率非常敏感。因为韩国是家庭负债大国。家庭负债在2013年底超过1000万亿韩元，12年后的9月底这一数字高达1968万亿韩元，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虽然因为6·27房地产贷款限制，增幅有所减少，但也只能算是稍许慰藉。由于家庭负债管理失败，历届总统担心民众的利率，也就成为必然结果。

2021年3月时任总统文在寅在国务会议上指出：“由于新冠疫情，家庭负债在1年内增加了155万亿韩元，信用高的人适用低利率，经济困难、信用低的人适用高利率，这是结构性矛盾。”这在政界人士眼中看似矛盾，但在以信用为基础的金融市场，追究交易对方的风险是常识。

国家也一样。如果像文前总统的逻辑一样主张“经济困难、信用低的国家适用高利率的结构性矛盾”，国际金融市场就不会借钱给我们。如果这种政治性言辞行得通，就不会发生1997年底的外汇危机。

尹锡悦总统在任时，对于韩国银行为吸纳因新冠疫情发放的市场资金、稳定物价而连续提高基准利率，使用了“银行仆人”“作威作福”“垄断”等粗鲁的表达，责怪高利率。当时，金融监督院院长李卜铉辗转于各银行，施压要求下调利率，结果银行贷款利率下降，住宅担保贷款增加。在本应减少家庭债务的紧缩时期，还发生了市场利率和负债逆行的情况。

在经济增长率堪堪维持1%的低增长局面下执政的李在明总统，像文前总统一样表现出了把利率和收入联系起来的看法。李总统13日在首席秘书和助理会议上表示：“现在的金融制度令穷人被迫支付高额利息，这难道不是金融阶级制吗？”即使是低收入阶层，也并非都被迫支付高额利息。利率取决于信用。改革新党议员千河岚反驳了“低收入层=高利息”的主张，称“低收入层中有202万名高信用者。”

如果担心金融阶级制，在责怪利率差距之前，首先要管理因金融可及性鸿沟而产生的经济不平等。最近的贷款限制规定是根据收入计算偿还能力。房地产和股市上涨时，高收入层可以通过金融公司贷款进行投资，增加资产，但低收入层很难用银行的钱进行投资。要采取措施防止资产市场出现泡沫，并确保低收入高信用群体不被排除在金融市场之外。

国家数据处2024年家庭金融福利调查结果显示，80%的金融负债家庭表示：“可以在贷款期限内偿还债务。”4.5%的人回答“无法偿还”。通过债务再调整等为他们提供东山再起的机会，但不能出现打击80%诚实还债意志的逆向歧视。

尽管总统们忧心忡忡，但老百姓们的利息痛苦依然如故。因为痛苦的根源——低增长高负债扭曲的经济结构尚未得到解除。46.2%的金融负债家庭认为1年后负债增加的原因，是购买住宅、全租保证金等房地产支出。18.5%的人担心生活费的筹措。即使向银行施压，为长期滞纳者的债务调整筹集坏账银行的财源，如果不同时采取稳定房地产、就业对策，仍会出现重新陷入债务泥潭的滞纳者。此事不能推卸给银行或金融当局。特别是现在，应警惕增加利率痛苦的过度举债投资（leverage）、流动性过度（liquidity）、投资疯狂（lunacy）等“3L”风险。用政治性说辞指责利率的时代已经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