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悦滥用职权的受害者们”各自谋取生路

如果拿再次羁押前总统尹锡悦的拘留令与今年1月的第一份拘留令作一比较，涉及戒严当天国务会议的部分大不相同。就像国会作为“事后控制装置”可以解除戒严一样，内乱特检组找到了相关法令，对作为戒严“事前控制装置”国务会议的作用予以关注。原因是，国务会议可视为着手戒严之前，可以与戒严之后的情况区分。与检察机关不同，特检组的视角认为，戒严会极度限制宪法规定的国民基本权利，全体国务委员作为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其全体审议和同意是戒严的前提条件。

从这一层面来看，不知道戒严当天召开国务会议或晚些时候接到通知后在前往过程中得知宣布戒严的国务委员，其宪法上的审议权遭到了国务会议主持者总统的剥夺。9名国务委员成了尹锡悦滥用职权的受害者。应该认为，即使是为了避免让没有参会的国务委员成为戒严共犯，也没有概率视作“如果参加了，就会同意戒严”。对于特检组而言，这是很好地捕捉到了漏洞，正中尹锡悦的要害。

尹锡悦一直主张：“宣布戒严之前正常召开了国务会议，即使程序上存在一些瑕疵，戒严等紧急措施也不需要国务委员的同意。”今年2月，他还在宪法法院上表示：“前总统金泳三也在没有召开国务会议的情况下实施了金融实名制。”但这一逻辑完全不成立。因为在审查拘留令时，公开了在金融实名制之前召开了国务会议、有视频和会议记录的事实。通过网络搜索就能轻易找到的国务会议记录，几个月来坚称“并不存在”，这本身就是荒唐的事情。

况且，行政安全部和法制处的业务规范是，紧急戒严和修改宪法、全民投票必须要有全体国务委员的副署。巧的是，尹锡悦的高中后辈和大学同期法律界人士分别担任着两个部门的机关长，因此令尹锡悦无话可说。特检组里出现“为什么全斗焕会拿到全体国务委员的副署”的说法，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再次羁押尹锡悦的意义并不简单。全斗焕戒严当时，是由武装军人在会场上以高压态势拿到国务委员的副署，这一问题导致后来被判内乱罪成立。尹锡悦则干脆省略了国务委员同意程序，还涉嫌事后伪造有如国务总理和国防部长同意的布告。其内乱罪的辩护势必将更加困难。

特检组增加了针对国务委员、警卫处人员、总统秘书等3种滥用职权的嫌疑。对于涉嫌在戒严当天向国会和选举管理委员会非法投入兵力，这一过程中对警察和军队特战司令部等6个机关滥用职权而被起诉的尹锡悦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事情并非到此为止。不仅是与外患相关的无人机作战司令部，还有参与妨碍解除戒严表决的国民力量党议员们，为了不成为滥用职权的共犯，可以在特检中积极陈述此前没有说出的受害事实。

在失败调查的最后阶段，以及作为苦肉之策适用的滥用职权，尹锡悦在检察官时曾尽情挥舞这一工具。但在担任总统期间，他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滥用职权型命令。其滥用职权的直接受害者就有数十名，间接受害者则超过数千名。难以预测，三大特检调查结束时，会增加到什么程度。看到尹锡悦到这一地步还不向受害者们说一声道歉的样子，各自谋取生路的“受害者”将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