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述说音乐是依托人类为了人类而组织化的声音。而且作为组织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要探索生成的声音类型和人类组织的类型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共鸣，他们的音乐就几乎不存在了。”―出自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How Musical is Man》中
帝国主义时代，西方的人类学家们为了调查殖民地而前往全世界进行实地调查。人类学家们至少学习几年当地语言，和他们一起吃饭睡觉调查的内容将被用作帝国经营的优秀资料。
帝国主义希望把人类学者带来的结果作为体现帝国（近代）文化的优秀性、殖民地的原始性、野蛮性、落后性的证据。但是，即使不是所有人，相当一部分人类学家拿来的研究结果也不符合帝国主义的口味。因为他们经常改进意见，认为不是近代的优秀性，而是其他文化的合理性和效用性，乃至近代的价值和标准可能不是普遍性的。
音乐人类学家约翰•布莱金的《人的音乐性》也可以用相似的脉络进行解读。研究非洲各部落社会音乐的布莱金对当代多数人的想法表示怀疑。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与他人配合乐器声音的能力才能成为成人的非洲文达族文化，比起除了少数人连乐器都不会演奏的人占据大部分的英国伦敦，在音乐上是不是更丰富、更丰盛的社会呢。
布莱金主张，如果伦敦和文达人所拥有的世界观不同，因此重视的东西不同，那么在社会和文化之间划分优劣也是不可能的。在阅读布莱金的书时，不把不同视为错误，而是比较不同之间，如果不只依靠任何一个价值，那么希望能够实现包含新想象力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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