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记者室，换成摘要发布室；限制采访政府部门办公室，对不接受访问的公务员一定要报告上级。”
这看起来像是最近引起诸多争议的国政宣传处“采访支持系统先进化方案”，但这是2003年3月14日，当时的文化观光部部长李沧东发表的“宣传业务运行方案”的主要思想。这是曾说过“有关言论，我是卢武铉总统的替身”的李长官，根据总统的言论观定制的“压迫言论”的第一次尝试。
时隔4年半的今天，这个发言成为了现实。所谓“改革立法”的新闻法的制定，动员公正交易委员会压迫批判新闻，通过言论仲裁委员会和法律诉讼离间言论界等，种种初期的反言论政策越来越深化，已经到了关闭记者室，压迫采访和报导等言论自由本质的程度。
之前人们就已经预测到了现在的局面。卢总统一直致力于找出言论的不对，曾说过“蹲在记者室里主宰报导的方向”、“言论是不良食品”等言语。最近不可理喻的言论政策就是卢总统这种压迫言论行为的决定板，连正当的批判都不愿意接受的“封闭言论观”的最高表现。
尽管如此，政府还将这种逆流历史的、错误的言论观称为“采访支持先进化方案”。而所有的言论社一致反对政府的此项方针，不像政府所说的那样是为了“保住已经取得的权利”。这不是理念和媒体的问题，是因为，如果接受或放任政府的方针，就会严重损害宪法所规定的国民的知情权。
“这里是公报室，你是不是申请了与A局长面谈？”
本报的B记者为了采访财政经济部的A局长，给其秘书打电话申请了面谈。没过几分钟，公报室的职员打电话过来：
“有什么事情要见A局长？要面谈必须事先通报公报室。”
B记者当时无话可说，这也就是说，接受面谈申请的秘书当即就把记者要见A局长的事情通知了公报室。
▽采访要事先登记
政府要从下个月1日开始实行的所谓“采访支持系统先进化方案”，已经开始发挥限制记者采访道路的“效果”了。
政府在实施“采访支持系先进化方案”之前，作为根据，先制定了“关于采访支持的基准案”。 世界各国家中，只有韩国在限制对政府的采访。
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第3章规定的“采访应对”。
训令规定“公务员的面对面采访，必须在摘要发布室或指定的会见室举行”，如果记者要在办公室见公务员的话，事先必须通报采访目的和采访人员。训令还规定，见过记者或跟记者通过电话的公务员必须事后通知公报室。
如果实施了这种制度，政府可以通过各部门公报室随时了解记者什么时候，为什么，见了谁，见了多长时间。这与“大哥大”控制一切的乔治欧维尔的“1984年式统治”颇为相似。结果，公务员不得不回避与记者的见面，即使见了面，也无法如实地表示对政府政策的意见。
记者们自由的见到公务员，对有疑点的事案收集真实的情报，写真实的报导将会变成不可能。本应该监督政府有没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办事，有没有腐败现象的言论，以后只能是听从政府单方面的“过滤过的声音”，并按照这个进行报导。
▽封闭记者送稿室的理由
最近,外交同通商部、保健福利部等政府各部门，封闭了记者们攥写稿件和进行采访活动的记者送稿室,督促记者们搬到摘要发布室。但是,摘要发布室只在首尔、果川、大田各设一处。在那里现场采访政府各部门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并在截稿时间之前发送报导稿件，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1985年,包括朴钟哲考问致死事件的无数次非法事件,政府政策的问题点等，都是通过彻夜坚守在在各部门和检察署、员警署大楼的记者们公诸于世的。
▽政府直接控制舆论
政府如此的竭力实施控制言论、采访政策的同时,竟然通过增援KTV人力等措施,试图扩大官方媒体的政府宣传报导。
政府上星期根据“方案”,在国会上通过了“增加10%的KTV人力宣传处职员”的更正案。这表明，政府意图扩大官方报导，掌握“信息的生产-流通-舆论反应”的全过程。
翰林大学言论情报系教授崔英宰指出：“出色的制度的改善是应该由言论来决定的，而不是政府来决定的。从政府要制定言论自由的那一瞬间起，言论自由将不复存在。”
▽记者群的反抗在扩大
对政府的“采访支持系统先进化方案”的实施，记者们连日来采取发表声明等措施，反抗日益激烈。
韩国记者协会所属的39个首尔地区言论社记者协会支会长们，23日发表了反对政府单方面封闭送稿室的声明。
他们表示“政府以‘采访支持系统先进化方案’为理由，限制记者见到公务员的机会，是不民主的做法，这让人联想到5公式言论控制”，“原则上记者送稿室应该设在相应部门的大楼内。”
他们还表示：“政府如果坚持强行关闭记者送稿室的话，不论是有关言论团体还是市民社会团体都会强烈反抗。”
之前，外交通商部、财政经济部、劳动部、建设交通部、保健福利部、科学技术部、员警署等部门的出入记者也发表过反对政府“采访支持系统先进化方案”的声明。
吉镇均 leon@dong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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