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社会的改革变化对象---民意调查结果
据民调显示，在韩国社会最具有影响力的个人或集团当中，朝野党政治人和国会议员以71.4%的比分遥遥领先，比总统的66.1%更高。接着，依次为舆论界人士(51.1%)、检察(50.2%)、民间活动家和民间团体(30.0%)、长、次官等高级官员(37.7%)、财阀总裁(37.5%)、工会(28.8%)、企业经营人(28.0%)以及司法部的法官(23.2%)。
关于对目前在国家范围内发生的总体性危机应要由谁负责，并且为了克服危机，首先要改变的是谁，回答最多的又是政治人(92.1%)。接着，依次为长、次官等高级官员(63.4%)、财阀总裁(56.2%)、检查(46.9%)、企业经营人(46.7%)、总统(44.3%)、舆论界人士(27.6%)等。
由此可见，总统和民间活动家比起其影响力，在变化对象的排行中占席居低位。相反，高级官员、企业经营人与其影响力相比，在改变对象的排行中占比较重要的地位。
关于改变对象的提问，在20岁年龄代的年轻人回答最多的为财阀，总统(63.9%)和企业经营人(50.7%)，但在50岁以上的人则回答说，高级官员(69.9%)和总统(53.1%)，以显示世代间的思维代沟。
按照地区来看改变对象的顺次，在大邱、庆北、大田、忠北等地区，继政治人和高级官员之后，总统和检察占第二位。相反，在光州等全罗地区，继政治人之后财阀总裁占第二位，而与其他地区相比，检察和总统占较低位。
◇ 政治人
在我们社会最具影响力、对国家危机最应负责任，并为了克服危机首先要改变的个人或集团中，朝野党政治人和国会议员占居首位。根据民意调查结果，朝野党和国会议员的最大问题是贪污腐败和介入利益、权力问题(33.9%)。还有党利益挂帅和地区主义(27.7%)、资格欠缺(25.5%)也等等。相对的，只有13.5%的被调查人把不够格的国会活动提为最大问题。
妇女，尤其是主妇认为贪污腐败和介入利益、权力是最严重的问题，而40岁以上的白领阶层男人则认为党利益挂帅和地区主义是最严重的问题。相对来讲，较多的年轻人提出政治人的能力和资格欠缺问题。
有34.3%被调查人认为，为了使政治人改变形像，最需要的是提高素质和确保专门性。
此外，还有打破地区主义(20.6%)、以民主的方式运营政党(19.3%)、提升选民的政治意识(14.6%)，以及改善高费用选举制度(10.8%)。
不论任何年龄代，都普遍指出要提高政治人的素质和确保专门性。然而，越年轻的人较多提出需要以民主的方式运营政党、提高选民的政治意识。相反，年纪越大的人则较多提出需要打破地区主义。大田等忠清地区和光州等全罗地区，与其他地区相较，多提出要打破地区主义。
关于2001年政治人要面临的课题，回答最多的为复苏经济(69%)，比稳定政治(17.6%)更为重要多。被调查人回答说，为了复苏经济，需要通过朝野党跨越党利益的合作(40.4%)，迅速处理有关经济法律(27.9%)。
◇ 新闻界
舆论和新闻界人士被举为继政治人和总统后在韩国社会具有影响力的第三个集团。
对于舆论的问题，回答认为，商业主义和煽动主义(30.2%)、不公正、不公平报导(27.6%)、不充份反映舆论(21.6%)等。此外，也有人回答说，贪污腐败(10%)和缺乏专门性(9.6%)。
在汉城、仁川、京畿道等首都圈最多指责不公正、不公平报导。相反，光州等全罗地区指出商业主义和煸动主义，而釜山等庆南地区和大田等忠清地区指责最多的为不充份反映舆论，以显示地区之间的差别。
有41.5%的人回答说，不与外界压力妥协，如此才可以改变舆论界。这可解释为人们比较对于舆论界人士的职业伦理(32.9%)和确保能力和专门性(25.0%)更为重视公正的报导。同时，当被提到韩国舆论界首先要追求的目标，有78.4%回答说是公正的报导。
此外，据调查，首先要追求的目标中，对权力机构的监督和批评为14.2%，提供生活所需的信息也仅为7.4%。由此可见，人们比提供生活信息和让舆论界人士确保专门性，更重视公正的报导。
◇ 高级官员
与政治人同样，关于高级官员的最大问题，回答最多的为贪污腐败(34.5%)。接着，依次为缺乏专门性(26.1%)、缺乏改革意志和责任感(23.5%)，以及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15.5%)。41.6%的妇女认为贪污腐败是最大的问题，而31%的男人则认为问题在于专门性和能力欠缺。
关于改变高级官员的对策，回答说，“要比政治人多聘用专家(31.4%)”、“要赋予权力以负责任的态度，把工作坚持到底(37%)。”、“要制定对政策上的失误追究责任的制度(23.3%)。”大田等忠清地区回答最多的为“聘用专家(43.4%)”，而光州等全罗地区，为“赋予权力(42.4%)”，在大邱等庆北地区为“要制定对政策上的失误追究责任的制度(36.8%)”。
关于负责经济政策的经济部门最大问题，回答说，“缺乏部门间的政策统一性(46.2%)”、“缺乏权限和坚持到底的精神(19.6%)”、“过度干预企业活动(17.8%)”、“缺乏金融专家(15.3%)”。
光州等全罗地区最多批评缺乏政策统一性问题(55.5%)，而大邱等庆北地区则比缺乏政策统一性问题(31.4%)更多批评缺乏权限和坚持到底的精神(33.1%)。
◇财阀
民调显示，在应改变的个人和集团中财阀和企业经营人排名第三和第五位，在询问问题的所在和改善方案时将他们笼括在"财阀等企业经营人"里进行了调查。
回答认为，财阀等企业经营人的最大问题是"前近代式经营"(19.4%)，但比起"依赖政府和政界"(19.7)，更多的人指出"错误的企业家精神"(31.4%)、"过于迷恋经营权"(28.2%)，说明，较之经营方式，人们认为企业家的基本姿势更成问题。
年龄越大，越多人指出"错误的企业家精神"，年轻人重点指出"过于迷恋经营权"。白领阶层指出"过于迷恋经营权"、"前近代式经营"、"错误的企业家精神"、"依赖政府和政界"，表露出对经营方式更为不满。
为克服危机，财阀等企业经营人首先要做的是"应将经营交给专业经营人"(40.4%)、"结构调整"(30.6%)，比"加强企业的社会作用"(15.8%)或"经营监督的制度化"(11.4%)更为重要。
对于结构调整，与其"分担痛苦"(21.6%)、"提示结构调整后的前景"(20.4%)，民调认为"经营透明化"更为重要。
总结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人们期待经营人以正确的企业家精神，通过透明经营，克服经济危机。
◇检察
检察的最大问题是"依附于政治，缺乏独立性"(38.6%)，"失去了国民的信赖"(32.5%)。还有"功名利欲心"(13.2%)、"保护人权意识不足"(9.6%)、"重要职位人事的地域主义"(5.6%)等等。
各地区的意见有所差别，汉城、大田、忠清道地区最多指出的是"依附于政治，缺乏独立性"，仁川、京几道、光州、全罗道等地区主要指出"失去了国民的信赖"。为改变检察现状，要"减少政界的干涉"(50.6%)的意见最多，但也有很多人指出"检察要自觉反省"(31.0%)。
对于政界牵涉金融事件之嫌疑，90%的回答认为，"检察调查结果仍难消除疑惑，或更让人怀疑"。表明人们对检察的不信任已达到非常深刻的境地。回答"消除了疑惑"、"本来就没有怀疑"的人只有7。9%。釜山和庆南地区有很多人回答"让人更增怀疑"(43.6%)，光州、全罗地区和大田、忠清等地区回答"还留有疑惑"的回答各67.9%和67.2%。总的来说，各地区对检察的不信任没有多大差别。
◇总统
总统的影响力，排政界之后，为第二，可变对象排行相对较低，可以看出国民对总统个人的期待值还是不低。总统的最大问题是"人事以亲信为中心，有地域主义倾向"(33.6%)、"偏重对北政策"(33.3%)、"治理国政较为独断专行"(18.9%)、"缺乏领导能力和魄力"等等，个人问题较多。
汉城、釜山、庆南、大田、忠清地区应答者中将人事作为最大问题的人最多，与此相反，光州、全罗、大邱、庆北地区，更多人对"偏重对北政策"表示了不满。
大邱和庆北地区指出"治理国政较为独断专行"的应答者比其他地区更多。
对总统的要求中，43.3%回答"内政优先"，其次是"实行以能力为主的公平人事"(26.1%)、"改变独断专行的治理国政方式"(15.1%)、"治理国政超越党派界线"(14.7%)。
举国上下以"内政优先"的要求最多，但是指出人事为最大问题的汉城要求"公平人事"的呼声最高。大邱、庆北地区指出"治理国政较为独断专行"为最大问题的回答最多。釜山、庆南地区应答者中要求"内政优先"的尤其居多。光州和全罗地区要求"治理国政超越党派界线"的回答仅次于"内政优先"，和其他地区稍有不同。
对于总统退出党派的问题，回答"应该退出"(44.4%)的人比回答"没有必要"(35.2%)的人居多。汉城、釜山和庆南地区回答"应该退出"的人有50.8%、49.6%、49.6%比回答"没有必要"的人居多。而大田、忠清、光州、全罗地区回答"没有必要"的人(各54.2%、54.2%、43.1%、43.1%)更多。
罗善美/东亚媒体研究所 专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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