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立法造成的不合理規制共和國

仔細觀察經濟團體提出的建議解除規制（限制性規定）的內容，再次感受到韓國社會被規制的陷阱困住了多久。乍一看讓人覺得“現在還有那種情況嗎？”的規制，在2025年的目前依然存在。看似適合20世紀中期的規制，在百年後也在對經濟產生影響。

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設立研究所的規制。企業要想得到研究所稅額減免，研究所就要有豎起的四面牆。就算引進了尖端裝備、聚集人才，如果沒有牆壁，也不能被認定爲研究所。這是爲了防止過去濫用稅制優惠的假研究所問題。

但如今，情況已然不同。信息技術、生物、設計行業中，靈活使用空間的開放實驗室是大勢所趨。全世界尖端研究室在沒有玻璃隔板的廣闊空間進行合作。儘管如此，韓國的法令仍然要求有牆壁。這與在智能手機時代以撥號電話爲基準建立通信網有什麼不同?

廣告審議規制也是如此。即便是同樣的廣告，在電視上播出時，無需經過其他程序，可以自律審議通過，但在電影院播放時，必須事先接受影視等級委員會的審議。電影院廣告這麼操作，名分是觀衆在電影開始前沒有選擇權而被迫觀看，因此需要進行事前審議，但實際上是分爲廣播法和影視振興相關法律的規制主體二元化造成了這種矛盾。

不合理的舊規制爲什麼不消失呢？筆者曾在“與規制開戰”的朴槿惠政府當時負責解除規制的國務協調室蹲點採訪。想起了當時負責公務員的說明。他說：“規制也是法律。一旦打造，自然難以消除。”

韓國社會具有強烈的法律萬能主義傾向，試圖用法律條文控制一切。一旦出現問題，首先制定新的規制。其結果，規制會持續增加。一旦出現規制，就會出現執行和管理的公務員組織和人力。隨着政府內部出現規制的友軍，限制將像生物一樣具有自生能力。

最近引起爭議的《黃色信封法》（工會及勞動關係調整法第二、三條修訂案）也很有可能與原來的善意宗旨無關，成爲實行不合理規制的最新事例。這項法律是爲了保護工人。但是，如果按照現方案實行，企業必須接受不特定多數轉包勞動者的交涉要求，並承認政治目的的勞動爭議。在勞動、產業安全、環境領域已有諸多規制緊緊束縛企業的情況下，又新增一個巨大的枷鎖。

韓國經濟要想重新增長，第一個課題是切斷規制的惡性循環。韓國不是像美國一樣可以向全世界施壓將企業引向本國，或者像中國一樣以巨大的內需爲武器培育新產業的國家。處境相似的英國從10年前開始實行“一進二出”制度，只要制定一項規定，就要廢除兩項原有的規定。韓國多次宣稱要實行這一制度，但都還沒有落實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