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爾的春天》和韓美關系的教訓

高中生兒子最近在壹起看完電影《首爾的春天》後郁悶地說：“我仍然無法理解，為什麽沒能阻止12·12政變。”很多觀眾都會問同樣的問題。部分人還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掌握韓國軍隊作戰控制權的美國是否想過阻止軍事政變，如果不是、又是為了什麽?

發生政變的根本原因在於體制內部。回顧12·12當時美國的動向，並不是時過境遷的反美主義的變奏。這是為了銘記，與血盟相媲美的韓美關系也擺脫不了名分和實際利益角力這壹外交本質。

前駐韓美軍司令約翰·威克姆1999年出版的回憶錄顯示，1979年12月12日晚，時任國防部長盧載鉉躲到美軍第8軍掩體內，與威克姆在壹起。韓國軍和駐韓美軍最高指揮部恰巧坐在了壹起。當天出面鎮壓叛亂軍的首都防衛司令張泰完（音）向3軍司令李建榮（音）請求出動的首都機械化師團和26步兵師團是處於威克姆作戰指揮權下的兵力。但威克姆表示，“現在天還很黑，鎮壓軍和叛亂軍之間的誤認沖突將不可避免”，表示不允許盧載鉉移動部隊。有人指出，在盧泰愚強行讓前方的9師團進入首爾的情況下做出這樣的決定，表明美國從壹開始就無意鎮壓新軍部。

美國為什麽在關鍵時刻保留對叛軍的鎮壓呢？對此，時任美國駐韓大使威廉·格萊斯汀在回憶錄中表示：“把防止12日晚和13日淩晨刺激朝鮮的韓國軍隊間沖突和民間政府被推翻後韓國的政治自由消散放在首位。但在兩者中，我們特別警惕的是前者。”美國的目標是防止朝鮮軍趁韓國軍部內戰之機發動南侵和政變導致民主政局崩潰，但美國卻把安保放在了首位。也就是說，美國放棄了道德外交上強調的“民主價值”，選擇了“安保利益”。

諷刺的是，當時的卡特政府比歷屆美國總統都提倡道德主義外交。卡特在1977年的總統就職演說中明確表示，即使是標榜反共的同盟國，也不能擁護鎮壓人權的權威主義政府。對此，美國在1979年卡特訪韓前夕，得到了韓國政府以駐韓美軍撤離為杠桿，6個月內釋放180名良心犯的承諾。

華盛頓的這種氛圍因10·26之後發生的1979年11月“伊朗人質事件”發生了巨變。在中東地區失去主要同盟的情況下，在東亞地區不能危及對抗共產陣營的韓美同盟。當年12月27日，蘇聯入侵阿富汗，也支持了現實主義者關於穩定管理韓半島安全的呼聲。

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只從國家利益出發對待歷屆韓美關系。20世紀50年代，在戰略利益不大的韓半島，美國犧牲了約14萬名本國國民，介入了韓國戰爭，這是根據不會袖手旁觀共產主義單方面的侵略的道德主義外交原則做出的決定。直視阻止朝鮮侵略、帶來經濟繁榮的韓美同盟的裏面，是道德主義和現實主義外交的並存，根據情況靈活應對，這難道不是12·12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