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分鐘”，絕對不是很長的時間。但是，如果是急診患者，那就是生死交關的時間。如果是雙手合十祈禱恢復的他的家人……因為害怕失去心愛的人，會覺得是億劫的時間。
李俊奎（13歲）和媽媽尹英去年12月8日經歷的1分鐘就是如此。尹英不知道兒子的顱內正在擴散血液，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急救隊向8個急診室哭訴“請收下孩子吧”。
同年10月25日，朴鐘烈（39歲）在23家醫院被拒絕做連接血管的手術的過程中，壹直哀求“請救救我的腿”。《東亞日報》主人公報道組把急救隊、錯過急診室和手術室在街頭徊徘的俊奎的228分鐘和鐘烈的378分鐘以“1分鐘為單位”進行了復盤。
報道組采訪了移送兩名患者的急救隊員、施診的急診室醫生和手術室醫生等31人。為了追蹤急救患者未能及時接受治療而漂流期間在幕後發生的事情，研究了包括119綜合調度室和中央急救醫療調度室的通話記錄等未公開資料在內的共1300多頁的記錄。
結果發現，應急醫療體系出現了漏洞。即便所有人在各自的位置上竭盡全力，也無法阻止這種悲劇。政府運營的應急醫療綜合調度對119急救隊和急診室醫生尋找有做手術醫生的醫院方面，沒有任何用處。除了壹壹給每個醫院打電話外，也沒有辦法告知患者的狀態。
消防廳119綜合調度室和在此基礎上建立的中央應急醫療中心下屬調度室，則因為人手不足而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就算沒有醫生守在手術室裏，也太沒有醫生了。俊奎和鐘烈雖然為時已晚但還是接受了手術，反而是個奇跡。
這裏有壹份旨在找出韓國社會醫療安全網崩潰原因的“剖檢”報告。
俊奎的228分鐘
去年12月8日下午2點27分。13歲的俊奎在京畿道華城市東灘新城的家中被發現昏迷倒下。胳膊和腿顫抖和痙攣，連褲子都濕了。“救護車，救護車號碼是多少來著……”尹英好不容易才想到“119”這個號碼，趕緊打了電話。
俊奎的頭蓋骨內血管破裂，血流如註。當時誰都不知道。去急診室檢查才能知道。因此俊奎需要看兩名醫生。分別是急診室的醫生和手術室的醫生。
接到要急救車電話2分鐘後，班長趙允智乘坐的119急救車從烏山消防署出發。消防車車庫原本設計成放在建築物的壹側，但經過交通專家的審議後改為正面。這是為了減少出動所需的時間。
有時候，這樣節省的時間會變得黯然失色。這次的出動就是如此。
要想治療俊奎的腦出血，需要醫生打開頭蓋骨，排除積血，阻止破裂的腦血管。距離俊奎家17分鐘車程的亞洲大學醫院有壹名這樣的醫生。他就是神經外科教授任用哲（音）。
但是俊奎倒下的瞬間，任醫生正在給其他患者做手術。手術最長需要三四個小時，當時只過了27分鐘。
要車13分鐘後，尹英正在擦拭俊奎濕漉漉的身體。急救人員敲門。
趙班長在公寓前的路上停下了救護車，上了俊奎的家。如果出動的是附近的急救隊，大概需要5分鐘左右。但附近的5個消防署已全部出動。
用力揉了揉俊奎的肋骨附近，俊奎的反應是“啊！”這是壹名對強烈的刺激有反應、卻沒有意識的急救患者。收縮壓110mmHg，每分鐘心率97次。血壓和脈搏正常，但應該盡快送往醫院，尋找失去意識的原因。
趙班長決定把俊奎運上救護車，給急診室打電話。大多數急診室如果兒科醫生不在，就不會接收15周歲以下的患者。因此，不能隨俠給急診室打電話，決定先給平時有兒科醫生常駐的地方打電話。如果找到可以去的醫院，就可以讓救護車出發。
2:49 趙班長打電話給翰林大學東灘聖心醫院。醫院說，“唯壹的少兒青少年科醫生不當班”。
2:50 打電話給天主教大學聖文森特醫院。醫院說：“雖然有醫生，但已有很多患者，沒有更多可以躺下的床了。”
2:50 打電話給給亞洲大學醫院。得到的回答是“主治醫生不在”。
這3家醫院平時都有小兒青少年科醫生，但都說很難接收俊奎。
救護車上有顯示附近急診室是否有空位的“病床信息表”毫無用處。要去的是有看小兒病的醫生正在工作的醫院，但是沒有這樣的信息。
亞洲大學醫院小兒急診室醫生千恩在（音）得悉了俊奎的狀態。小兒痙攣的原因多種多樣。如果只是因為發燒，可以降燒，但如果是因為腦炎或癲癇癥，就要接受相應的治療。
能夠檢查和治療小兒痙攣原因的該醫院，結果唯壹的小兒神經專門醫生偏偏感染了新冠病毒，正在隔離中。如果俊奎和擔心的壹樣是腦炎或癲癇癥，就應該轉移到可以治療的其他醫院。如果拖延時間，大腦就會出現問題，嚴重時可能會死亡。
最終，千醫生回答說，“還是找其他醫院比較好”。
2:51 打電話給盆唐首爾大學醫院。醫院說：“即使來了，也要等很久。”
2:56 打電話給盆唐車醫院。醫院說，“即使來了也很難住院”。該醫院照顧兒童住院患者人手不足。相比他們能照顧的患者，更多的孩子正在住院。當天，該急診室也診療了100多名患者。由於其他醫院不經常接收小兒患者，所以患者聚集到了該醫院。壹年前，壹名30個月大的孩子因抽筋而心臟驟停，走了1小時的路程裏來到這裏。那天小兒急診室為了治療那個孩子，甚至沒有接收其他患者。
3:07 打電話給翰林大學聖心醫院。醫院說，“病床處於飽和狀態”。
趙班長讓救護車出發。沒有目的地。先向北開。甚至給城南市盆唐區和安養市都打了電話，但都沒有醫院讓去。
如果照此下去，有可能要開過首爾，前往京畿道北部。要想了解那裏的醫院，手夠不到。向119綜合調度室請求幫助：“請幫忙查壹下醫院。”
為了讓俊奎退燒，冬日裏的救護車關掉暖氣停了下來，，緊握電話的趙班長忘記了寒冷。
在打急救電話41分鐘後，應趙班長的要求，京畿道消防災難安全本部119綜合調度室職員開始了解移送俊奎的醫院。情況與現場急救人員並無二致。需要壹壹打電話說明患者的狀態，並詢問能否接收。
3:08 調度室職員給盆唐首爾大學醫院打了電話。醫院說：“如果實在不能送往附近醫院，可以過來，但首先要進行新冠病毒的篩選檢查。”
3:10 趙班長給東水原醫院打了電話。醫院說，“沒有兒科醫生”。
3:11 調度室職員隨後打電話給亞洲大學醫院。醫院說：“如果其他地方不接受，可以在這裏進行應急處理。”
3:12 趙班長打電話給平澤早安醫院。醫院說：“建議去更大的醫院。”
3:16 調度室職員打電話給天主教大學聖文森特醫院。醫院說，“這裏無法確認是否可以移送”，並告知了其他號碼。
3:18 工作人員再次打電話給天主教大學聖文森特醫院。醫院說：“重癥監護室已經有3名等待患者排隊，難辦。”
調度室裏負責接急救電話和咨詢的職員全國有245名。其中40人是合同工。當天，負責調查俊奎移送醫院的職員在兩個月後因合同終止而辭職。即使是正式職員，每2、3年就會被調到其他業務。這是很難積累專業性的結構。
通過調度室接到請求接收俊奎的第二個電話的千醫生有點吃驚。“現在是平日的白天，怎麽還沒找到醫院。”聽說還沒恢復意識，感到擔心。“應急處理是可以的。快來吧。”
打急救電話55分鐘後，趙班長迅速審視了調度室職員告知各醫院的情況。亞洲大家醫院可以進行應急處理，但很難進行詳細檢查，聖文森特醫院可以檢查，但重患者室等待時間較長，必須從中選擇去哪家。
雖然兩個地方的情況都不確定，但都要盡快做出決定。俊奎的狀態越來越差。結論是亞洲大學醫院。
打急救電話65分鐘後，載著俊奎的救護車終於抵達亞洲大學醫院急診室。
打急救電話77分鐘後，千醫生急忙結束緊急診療，前往俊奎等待的地方。雖然有很多先來的孩子，但是從俊奎開始診療。急診室診療不是先來後到的順序，而是從危重患者開始。
從俊奎的狀態來看，長時間無法醒來很奇怪。血壓也很高。尹英說，“從昨天起就說眼睛疼，今天因為頭痛沒去學校”。這句話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是腦出血時也會出現的癥狀。千醫生把俊奎送到了檢查室。
打急救電話114分鐘後，腦部檢查結果出來了。是腦出血。因為出血過多，把大腦擠到了壹邊。
在千醫生的聯系下，神經外科專業醫生跑到壹樓急診室，看到俊奎的狀態後給任醫生打了電話。
任醫生還在三樓腦血管手術室看著患者。中間短暫地看了俊奎的大腦照片後，指示進行進壹步檢查。任醫生說著“我會盡快收尾”，但心裏有點焦急。現在正在接受手術的患者也不能放任不管。
打急救電話228分鐘後，任醫生確認了先前手術的患者已經穩定下來，開始了俊奎的手術。上午5點40分上班的任醫生，當時已經工作了12小時35分。他頭上和脖子上再次戴上了護具。
打開俊奎的頭顱，在頭蓋骨上打孔。出血導致顱壓升高，血液湧出得高。要放血，降低壓力。然後要阻止破裂的腦血管。任何壹個如果不能抓緊完成，就會成為植物人或死亡。已經失血過多。死亡率在40%以上。
“如果俊奎再早壹點來的話……”任醫生想著。5小時7分鐘的治療才剛剛開始。
趙班長到第二天上午9點為止，在7次出動過程中，壹直想著俊奎。“會怎麽樣呢?”他不知道俊奎是腦出血，而且已經到了生死關頭。患者的診療結果不會共享給急救隊。因此趙班長只能反復思考無法得到解答的問題。“如果再遇到像俊奎這樣的孩子，該怎麽辦呢？”
像俊奎壹樣在生死徘徊的瞬間，為了尋找醫院而漂泊的患者有多少呢? 連準確的統計都沒有。
消防廳提交的正式資料中有“再移送”統計。這是統計救護車載著患者到了急診室前但沒有被接收而轉而前往其他醫院的事例的數據。2021年為7634件。但該數值實際上只是“急診室轉圈”的壹小部分。因為只有真正到了急診室前面再被拒絕的患者，才會被記錄在這裏。像移送俊奎時壹樣在電話咨詢時拒絕的事例不包括在內。因為拒絕急救隊轉送咨詢電話，不會留下任何記錄的痕跡。
實際上，確實有可以窺見“漂流”的數值。京畿道消防災難本部去年統計了全國唯壹的“電話裏拒絕接收”。共移送急救患者44.6866萬人。其中，因沒有壹次找到醫院而打電話給兩家以上的事例有8.5099萬人。在所有移送患者中，每5人中就有1人。第壹次打電話去的醫院沒有接收的患者中，心臟驟停、意識障礙、胸痛、呼吸困難、痙攣等重癥疑似患者也達到了1.8565萬人。
目前，無法準確確認全國有多少患者經歷過這種事情，以及他們是否及時接受治療而保住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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