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的愛

1807年，德國屈辱地被拿破侖擊敗。拿破侖比正在撤退的德軍前進得快，一舉占領了柏林。他更以侮辱的方式，向德國人誇耀，自己是弗裏德裏希大帝的軍事繼承人。

從同年12月開始的14周時間裏，每周日晚在法軍占領的柏林科學院講堂上，一名40多歲的哲學家進行熱情的演講。他並沒有分析德國戰敗的原因，也沒有給出將責任轉嫁給他人的“狩巫式”安慰，也沒有傳遞一定會克服的希望信息。在最壞的情況下，他居然理直氣壯地宣布：“德國人是有力量引領世界、成為世界模範的民族。”

這位哲學家就是費希特，他的演講匯集的文章就是《對德意誌民族的演講》。德國直至當時還是普魯士、薩克森、巴伐利亞等多個公國的聯合體。沖擊性的戰敗很可能會找到替罪羊、導致更深的分裂。費希特意識到這種危險，宣布所有的邪惡都起源於外國。“德國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這個優點受到了外國語言文化的汙染。若能除掉邪惡，恢復德國人民的本性，團結全國，德國就會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

這一主張之所以具有說服力，是因為他呼籲：“為引領未來，需要富有創意和熱情的人才，而培養這種人才的教育將決定德國的未來。”只是他的主張由於與過度的國家主義相混，對德國而言成了一把雙刃劍。

費希特的文章中夾雜著真實、煽動、洞察和詭辯。後代的知識分子有義務理解時代的情況，同時也有責任找出目的和手段的乖離。韓國社會是否在履行後一種義務？還是藏在“時代”的幕後，埋頭於自我合理化呢？如果在一碗補藥中加入一滴毒，藥也就成了毒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