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和平論

　 《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對漢武帝的過度戰爭及其造成的嚴重財政浪費，以及對立功的大臣因小小過失而受處罰或降職的冷漠態度提出了批評。他似乎認為，隨著戰爭和統治風格相互影響，漢武帝的統治更加殘酷、刻薄，百姓生活越來越艱難。

　司馬遷自己就是這兩方面的犧牲品。司馬遷對匈奴戰爭中發生的名將李廣壹家的悲劇表示同情。漢武帝以李廣之子李陵向匈奴投降為由，下令殺掉李廣壹家後，司馬遷獨自為李陵辯護，結果被處宮刑。

　司馬遷沒有批判漢武帝的統治，而是稱贊了與之相反的漢武帝祖父漢文帝的統治。當大臣們建議南越和朝鮮不服從漢朝統治應予以征伐時，文帝這樣說道。“兵者兇器也。縱使武力能達到我們所期望的，但發動戰爭就要消耗財物，把老百姓送到遙遠的國界。”司馬遷說，因為選擇了和平而不是戰爭，所以在文帝時代，百姓的稅收負擔比較輕，能夠忠於農事，物資很豐富，生活變得富裕幸福。

　但司馬遷並不是盲目的和平主義者。在《史記·律書》中，司馬遷這樣說：“治家不能不訓，治國不能棄刑，天下不能廢政伐（戰爭）。只應該合理運用。”

　司馬遷之所以執意說這樣的話，是因為很多人不懂世事，隨便講德治，無條件反對外國傭兵。他慨嘆道，甚至在提出這種主張後，國家丟失或外敵入侵導致國力衰弱的事例比比皆是，但這些知識分子卻固執己見，不為所動。我們在司馬遷之後的2000年積累了更多的經驗，也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