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資政（工人、雇傭者和政府）的代表們就制定勞動市場結構改革方案進行的為期3個月的協商期限昨天已經到期結束，儘管3方又增加協商直至深夜，但因為立場差異巨大，協商未果。工會方面強力反對提高雇傭和工資體系彈性的方案，該方案包含了制定最低工作成果工人的一般解雇條件指針等內容。
之所以必須推行勞動市場結構改革，是因為產業結構將取決於世界化和技術革新。在這種情況下一成不變地繼續維持工業化時代的勞動結構，將有可能帶來長期的經濟停滯。朴槿惠總統去年9月邀請勞資政代表會面呼籲進行勞動市場結構改革也是出於這一原因。勞資政在去年末簽署了基本協議，承諾今年3月之前達成大妥協，但結果是大限已到、協商失敗。
我們需要像德國和荷蘭的勞資政大妥協那樣，我們的政府也需要首先經過勞資政協商的程序，但是，不管是德國還是荷蘭，都是政府主導說服勞資雙方，成功進行了勞動市場改革。更不用說在我國這種勞資主張嚴重對立、“通過協商達成協議的文化”欠缺的現實情況下，著實令許多人懷疑勞資政委員會的方式能否行得通。
韓國的工會比例以及在全體工人中大企業全職工人所占的比例分別為10.3%。10名工人中僅有1人屬?大企業工會成員，但他們比中小企業和非全職工人的工資高得多，也難以被解雇。這種“鐵飯碗工會”的既得利益和過度保護，是使得企業不再進行新的投資和招聘、而是轉移到海外的重要原因，同時由此造成的中小企業和非全職工人的工作待遇惡化、青年工作崗位減少的情況也越來越嚴重。否則，不會有大韓民國青年大學生聯合會挺身而出，呼籲“大哥們，大叔們，請您們不要壟斷好的工作崗位，讓我們一起分享吧！”。
已經超過承諾期限的勞資政協商即使達成協議，如果在協議中沒有提高雇傭和工資體系彈性的內容，實質上和協商破裂沒什麼兩樣。勞資政協商只不過是為了減少社會矛盾的程序而已，勞動改革的政策制定和法案的通過從一開始就是行政部門和國會的事。政府應該早日向國會提交有關的法律修訂案，朝野政治界應立即著手進行修訂工作。
如果政府和政治界只顧看“既得勞動利益階層”的臉色，而將扭曲的勞動市場結構就此放任不管，就不可能期待韓國經濟的再次騰飛。今年沒有全國範圍的大的選舉，因此絕不應該放棄這一推行勞動市場改革的“黃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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