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都是企業貪欲過大的緣故”。
這句話來自壹位時任長官對記者的回答，當時記者提出的問題是“韓國時下兩極化的原因何在”。作為樸槿惠總統執政時期的高官，能夠說出這樣的話雖然有些令人吃驚，但也絕不是壹句毫無根據的話。韓國金融研究院最近提交的報告中指出“企業為主的收入分配是韓國低增長的原因”。
企業保有的現金資產已經連續四個月超過500兆韓元。與此同時，2013年企業儲蓄率21.5%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高居第二位，僅次於日本。但與此形成截然相反的是，家庭儲蓄率僅僅是4%。
造成企業富余、家庭貧窮現象自然有其中的原由。2005~2010年間企業收入激增了19.1倍，但家庭收入僅僅增加了1.6倍。而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勞動者所占據的收入卻從1975年的75.8%降低到2011年的68.2%。事實上勞動者的實際收入自2008年以後壹直在原地踏步。這種實際上並未在增加的勞動收入導致了家境的窘迫，抑制了內需的恢復。
當然我們也能理解企業為了應對不確定的環境因素和日趨激烈的國際化競爭而經歷的煩惱。但是企業僅僅盲目積累現金儲備，這只能導致企業自食其果，換來企業業績的惡化。金融研究院發出警告說“企業要麽給員工加薪，要麽為企業進行分配制定相關政策，不然很有可能陷入日本式長期不景氣情況”。
美國、英國、日本的境況同樣大致如此。這些國家都把提高工資作為增加內需的方法之壹。美國計劃將目前的最低時薪從當前的7.25美元提高到10.1美元，提高了40%。英國工業聯盟(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CBI)甚至敦促“所有的市民都英國享受經濟復蘇帶來的果實，要求給勞動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和工資”。這與1980年代英、美兩國展現出的態度截然不同，與李根政府對峙時曾提出“若提高工資，將會導致雇傭減少的局面”。
日本在這方面做得更明確。日本經濟財政大臣甘利明(AkiraAmari)發出強硬聲音，稱“企業有利益時也不給員工提高工資或者不為轉包商提高費用的話，這個企業將烙下‘羞愧企業’的名號”。隨後豐田、本田、東芝、日立等大企業接連提高了待遇。英國《金融時報》對這壹做法表示贊同，稱“企業通過提高工資將資金散發出去，其中絕大部分通過消費會重新回到企業金庫中”。
韓國政府計劃通過改革規制規定增加就業機會。這是正確的政策。但是普通家庭面臨瀕死狀態的時候無論改革多少規制也將無法增加內需。經濟狀況已經比過去發生迥然不同的變化，因此韓國政府在規制改革之余也要實施更加多樣化的政策來增加內需。
三星創始人李秉喆會長曾創立“事業報國”的經營理念，現代企業創始人鄭周永會長提出過“國家興盛，我們才能興盛”的說法。如今大企業的海外收入增加，卻不能因此對國內經濟袖手旁觀。在德國，擔負國家64.5%收入的大企業也擔負著創造40%的就業機會。而在韓國，大企業雖然能夠創造62.3%的收入，卻僅僅創造13.2%的就業機會。
當然，也不是說壹定要采取提高工資的方法。只要企業不把錢僅僅用於積累，那麽無論用於投資還是用於幫助合作企業，或者雇傭更多的年輕人這些都是為激活經濟做出的積極努力。企業也許會覺得這是支出的費用，但絕對有利於企業的長期發展和成長。政府正努力為企業創造更好地環境，市民也在積極地相應。現在已經輪到企業行動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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