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動了世界的名古屋世乒賽▼
1972年，在日中戰爭結束27年之後，兩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戰後一直處於東西冷戰最前線的兩個敵對國家，扭轉了外交局勢。為了探尋使兩國做出決斷的背景，我前往北京走訪了當時的歷史見證人。
穿過氣溫在零度以下的街道，從中心區來到了稍微靠近城南的國家體育總局所在地。見到了60年代聞名遐邇的中國乒壇健將、現在擔任中國乒乓球協會主席的徐寅生。會議室裏陳列著各種紀念品。1971年春在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乒賽的優勝杯也在其中。
正是這次世乒賽成為了推動世界形勢發展的美中乒乓外交的起點。
大賽之前，作為比賽場館的愛知縣體育館就已引起世界關注。原因是由於文化大革命一直沒有參加大賽的中國，此次是時隔6年的參賽。徐先生是教練。他回憶道，“周恩來總理當年提出，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在嚴密的警備下，中國隊背負著促進日中友好的使命來到日本。
而場館的另一角，另外的齒輪開始轉動。中國代表團幹部接到美國乒乓球協會幹部投來的球。“（聽說中國在大賽後邀請加拿大等隊訪華）能不能也邀請美國隊啊”。美國是正在越南發動戰爭的敵國。難道是真的？讓人半信半疑。但負責人還是向北京做了彙報。
共產黨主席毛澤東面臨抉擇。有關此事留有這樣一段趣聞。外交部提出意見，認為“為時尚早”，毛也同意了。但仍舊繼續考量。第二天美國隊即將回國。毛吃過晚飯，像往常一樣服用了安眠葯準備睡覺。就在這時他改變了主意。於是對護士長說“邀請美國隊來”。但是，因為毛以前對護士長說過“服用安眠藥後我說的話不算數”，見護士長沒有動，毛便著急地說“不快點通知就來不及了。”
4月7日，名古屋發的新聞震驚了世界（照片）。中國代表團宣佈邀請美國隊訪華。兩天后，美國隊經香港赴北京。3個月以後，美國總統助理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接著翌年2月，尼克森總統實現訪華。
徐先生說，“中日關係也好，中美關係也好，名古屋是轉折的起點”。
■ 圍繞蘇聯、越南 美中抱有相同的憂慮
當然，中國和美國的關係並非瞬間發生逆轉，是共同的利益促使兩國逐漸靠近。
當年美中接近對中國來說有什麼有益之處呢？曾就乒乓外交舞臺內幕著述的人民日報海外版副總編錢江如是說：
“結果超出預料之外。美國強烈希望結束越南戰爭，和我們一致。臺灣問題儘管不能立即解決，但也不致於更加惡化，這一點也很清楚。毛澤東主席堅定了自己的想法，即美國也害怕蘇聯，可以和美國聯合對抗蘇聯。”
當時，中國也害怕蘇聯。中蘇間的對立自50年代起日趨惡化。1969年位於中蘇邊境烏蘇里江的珍寶島發生兩國軍隊武力衝突，中國做好了戰爭的思想準備。邊境居民向內陸遷徙，北京以及各地都挖了防空洞。因國境線很長，要防範攻擊並非易事。
更何況南面的越南戰爭還在繼續。
“中國國內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經濟滑坡。長期支援北越已不堪重負。儘管希望結束戰爭，但又很難找到好的談判時機。”
錢先生說，美政權當時已深陷越南戰爭泥潭，對國內反戰運動一籌莫展。兩國該如何接近？創造了這個時機的是名古屋。
■ 背後受力的日本 短短3個月內簽約
然而，如此美中接近向日中背後推了一把。
基辛格背著同盟國訪華，使日本受到衝擊。反之，由於美中接近以及隨後不久中國加入聯合國，加快了日本和中國實現邦交正常化的進程。
1972年7月6日，新上臺的首相田中角榮明確表態要加速實現邦交正常化。
讀了報紙的周恩來總理召集中國外交部相關人員開會。其中擔任周總理翻譯的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王效賢也在座。王女士回顧起周是如何指揮對日外交的。
“周總理問大家，應該如何回應田中首相為好呢？大家紛紛表態。總理都不滿意。我也發表了意見。最後總理親自寫了一份報告呈交給毛主席。”
周的想法9日公開亮相。在歡迎民主葉門政府代表團的宴會致辭中提到了田中講話。“這是值得歡迎的”。雙方開始緊鑼密鼓行動起來。
9月25日，田中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訪問北京。圍繞戰爭賠償以及臺灣等問題和中方經過激烈的爭論，4天后簽署了邦交正常化的日中聯合聲明。
在國際政治格局變化的潮流中，日中之間也實現了邦交正常化。
然而王女士強調說，日中間將近20年的民間交流的積澱對實現邦交正常化功不可沒。
王女士說，“日本政府追隨美國的封鎖政策，不與新中國交往。在這種環境下，從貿易開始，民間交流先行，帶動了政府。‘以民促官’才是中日關係的特徵，是真實的”。
毛澤東的威信也很重要。眾多中國人失去親人，或受過日本人的屈辱，國民對日本的仇恨刻骨銘心。當時在全國範圍開展了邦交正常化的宣傳活動。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讓德國支付巨額賠償反而招致報復心等為例，謀求國民理解。國民因對毛懷有深厚信賴，做出了積極的反映。
■ “添了麻煩”翻譯欠妥引發不快
圍繞聯合聲明進行會談時，有過幾次激烈交鋒。“添麻煩之說”是插曲之一。
訪華團抵達北京的當晚，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歡迎宴會。田中首相致辭談及日中戰爭時說，“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麻煩，我對此再次表示深切反省之意”。日方翻譯日文的“迷惑”一詞時，使用了中國話“麻煩”來表示。
但是，“添了麻煩”這種說法在中國多用於輕微的道歉。中方出席者大多數人感到詫異，他們原以為會聽到有分量的謝罪用語。
当时，坐在周总理身旁的是周的另一位日语翻译林丽韫・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顾问。
林女士也覺得不恰當。“感覺翻得不好”。這時，聽到為各國大使做英語翻譯的唐聞生女士低聲說“這也太輕描淡寫了”。林女士也點頭表示有同感。
周總理安靜地聽完講話。但是，次日會談時很生氣。“‘添了麻煩’這種措辭會引起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感。在中國，麻煩只用於很小的事。”
据中国外交部张香山顾问（当时）说，田中解释说“日文的‘迷惑をかけた’有真心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的意思”。田中本人回國後也在自民党兩院議員總會上說，“我做了說明，它在日本表示著今後決不再犯的強烈心情。”最終決定聯合聲明的表述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但是，當年翻譯致辭時為什麼沒有使用對方能夠理解的用語呢。本想採訪當時擔任翻譯的原外務省職員，但被拒絕了。
當時是外務省小組成員之一、現廣島市立大學廣島和平研究所所長淺井基文說：“邦交正常化談判是頂級機密，召集的是內部要員。但主要幹部不懂中文，沒有人能從政治的層面對譯文把關。”
林女士說，“背後有深受其害的大眾的聲音，總理不可能接受添了麻煩的說法。”
歡迎晩宴是日本領導人戰後初次面對大陸的各位人士表示反省戰爭，開拓未來的場所，然而在場的中國人並沒有領會到田中致辭中所表達的心情。
◇
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結果，日本與臺灣斷絕了外交關係。但是，中國在那之後仍然隨時警惕日台動向。如果臺灣鬧獨立和中國發生戰爭時，美國介入，日本難道不也會支援同盟國美國嗎？一旦出現這種局面，也許會再次與日本敵對。中國甚至抱有這樣的擔心。
邦交正常化36年。日中關係取得巨大進展，但圍繞臺灣問題和歷史認識的摩擦仍時有發生。
（五十川倫義）
▼ 毛澤東（1893～1976） 率領中國共產黨，通過內戰打敗國民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1921年出席了創立中國共產黨的第1次全國代表大會。1935年遵義會議掌握党的主導權。抗日戰爭時期提倡國共合作。另一方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建國後推進社會主義，因推行冒進的大躍進政策失敗，加上自然災害，損失重大。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在國內建立了絕對權威，但後來的歷史決議指出，“（文革）給黨和國家帶來了巨大災難”。
▼ 周恩來（1898～1976） 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同毛澤東一起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做出了貢獻。1917年1919年在日本留學。在京都•嵐山存有回國前夕的詩作“雨中嵐山”石碑。建國後任總理（有一時期兼任外長）活躍于政界。1954年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日中邦交正常化後，有重訪日本的意願，但因病未能成行。
▼日中聯合聲明要點▼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且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規定的立場。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佈，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請求
▽兩國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記憶的形成 / 四島一攬子歸還▼
日蘇恢復邦交時懸而未決的北方領土問題。日本政府長期高舉“四島一攬子歸還”的旗幟。談判方針雖然改變了，旗幟的餘像卻並沒有消失。
“旗幟”已被降下了嗎？
■ 1991年“靈活對應”的轉換方針
曾居住在北方領土的原島民們成立了名為“千島齒舞諸島居住者聯盟”的團體，提出了早日歸還和財產補償等要求。在去年5月的全體大會上發生了微小的異常變化。議事日程剛一結束，根室支部青年部的幹部們突然走上台開始宣讀“表明決心”書。
讓與會者更為驚訝的是表明決心書的以下一段話。
“作為我們無論如何都希望領土問題能在原島民還健在的時候得以解決。但是，以迄今為止的“四島一攬子歸還”運動是無法打破現狀的。正因為如此，必須想盡一切辦法展開運動。”
戰後，日本政府長期堅持“四島一攬子歸還”的口號。只要一提起北方領土，就自然會想到“四島一攬子歸還”。通過從冷戰時代興起的由政府和自治體主導的運動，這種固定模式已被深深地植入人們的記憶中。
就是說，第二代的島民想要開始改變這種狀況。參與起草表明決心書的濱屋正一先生表示：“在原島民相繼故去的情況下，我們第二代必須把運動繼承下去。我們並非是要放棄‘四島’，只是想要開展真正能使島歸還回來的運動。”
根據聯盟的調查統計，原島民有半數以上已不在人世，仍健在的人平均年齡也已超過了74歲。對遲遲不見進展的領土談判懷有最切實危機感的是與北方領土一海之隔的根室的居民。
其實，日本政府早在蘇聯即將解體之前的1991年秋天，就已經降下了“四島一攬子歸還”的旗幟。取而代之的是向蘇聯•俄羅斯方面傳達了“如能確認四島的主權歸屬日本，那麼實際的歸還時期、方式以及條件等可靈活對應”的方針。要求“四島一攬子”歸還和承認對“四島”的日本主權之間有著很大差異。
儘管如此，仍不能說這一談判方針的轉換在日本國內得到了充分的理解。而對如此差異不知是瞭解還是不瞭解，即使已過去多年，時至今日政黨幹部的口中還是不時地發出“四島一攬子歸還”的言論。
在今年2月7日的“北方領土日”那天，如往年一樣在東京•九段召開了“要求歸還北方領土全國大會”。在大會上發表講話的民主黨國際局局長岩國哲人如是說，“我還是要代表民主黨向各位轉達這樣的資訊，北方四島一攬子歸還是我們所有政黨的共同意願。”
在民主黨內，鳩山由紀夫幹事長於去年2月表示，“一攬子歸還四島的要求，一千年也不會改變。”“意願”和“談判方針”或許有所不同，但作為原島民的人們對如此相互矛盾的發言會懷有怎樣一種心情呢？
■ 民族主義的強烈磁場
那麼，為什麼“四島一攬子歸還”還是揮之不去呢？
曾經具體參與領土談判的作家、原外務省主任分析官佐藤優介紹說，“由於民族主義一般在當時階段的最強烈要求會成為正確的要求，相比‘階段性的歸還’，理所當然地會要求‘一攬子’歸還。”隨即指出的是日本政府的解釋力度不足。“在領土問題上只是限於少數人在決定政策，缺乏負責解釋這樣的觀念。”
日本舉辦“北方領土日”之際，俄羅斯各大報刊均突出報導了領土問題。
在莫斯科與俄羅斯政府的有關人士、研究學者們一起交談時，意識到了另一個根深蒂固的問題。用一句話來說，那就是“接受戰敗事實”。
▼原外交官東鄉和彥“二島歸還論是誤解”▼
從根本上說，可以感受到一部分外務省官僚的那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思維，即認為只要在“四島一攬子歸還”和在冠冕堂皇的旗號下持續堅持強硬的主張，就不會招致來自國內的非議。
2002年4月被免去駐荷蘭大使職務的東鄉和彥在去年5月出版的《北方領土談判秘錄 錯過的五次機會》（新潮社刊）中這樣寫到。
東鄉先生曾擔任蘇聯課長、歐洲局長等職務，幾乎一直參與自戈巴契夫以後的領土交涉，一心想推動問題的解決。但是，卻因為與眾議院議員鈴木宗男攜手合作、給推進俄羅斯外交招致混亂的理由被逐出外務省。
談到執筆該書的動機，本人表示：“是在怎樣的一種情況下日蘇關係開始啟動的，又是為何托底的，我認為必須向國民有所交代。不然我會死不瞑目。”書中詳細地披露了導致被免職的經過及自冷戰結束前後十幾年間進行交涉的內幕。
儘管如此，是否還是應該將從“四島一攬子歸還”的轉換更加耐心細緻地向國民加以說明呢？
“一考慮到對手俄羅斯，沒有必要就一定要說‘讓步了’。我們一直在議論說正義百分之百在我一方，降下這面旗幟只能於我不利。只是回顧起來，以前如果向實力雄厚的議員及有關運動團體做更進一步的說明，可能情況會更好。”
之所以進行如此反省，也是緣於自身提議以1956年宣言為基礎的並行協定方式在日本國內曾被指責為“二島歸還論”。東鄉先生強調那是一種誤解的同時，再次說明了自己的主張。
“總之，只要不開始進行協議，不進入口，你就無法到達出口。”
▼北方領土
1945年8月9日，蘇聯無視仍在有效期內的日蘇中立條約而對日參戰。在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後的8月28日至9月5日期間，佔領了國後、擇捉、色丹島和齒舞諸島。日本政府在戰後將這四島稱為“北方領土”，至今仍在向蘇聯•俄羅斯要求歸還。
根據千島齒舞諸島居住者聯盟的調查，截止於1945年8月15日，四島上共有3124戶、1萬7291人生活在那裏。總面積為5036平方公里，比福岡縣還要大一些。
▼三藩市和平條約
正式名稱為“三藩市對日媾和條約”。1951年9月8日於三藩市簽訂。1952年4月28日生效，日本恢復了獨立。但是，這只是美國和其友好國家間簽訂的片面媾和條約。在與北方領土問題的關係方面，第2條Ｃ項中規定，“日本國放棄對千島群島以及日本國由於1905年9月5日的朴茨茅斯條約的結果而獲得主權之庫頁島一部分及其附近島嶼之一切權利、權利根據及請求權。”條約的草案由美英擬就，因蘇聯簽約的可能性已不存在等原因，日本放棄後的歸屬方沒有明確記載。並且，千島群島的定義也沒有明確表明。日本政府在批准條約的國會上，答辯時指出千島群島中也包括“國後•擇捉”，但後來又對此加以否定。
▼ 訪談20位有識之士（18）--我選出的10件大事▼
■ 取決於朝鮮半島的東亞結構
東亞歷史的結構可以在三個層面上加以考慮。一是較大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即日本、中國和韓國的關係。第二是大國與其周邊的小國及地區、琉球及臺灣、阿伊努人居住地等的關係。三是與西方列強的關係。
鴉片戰爭是中華秩序崩潰，進而向近代秩序轉變的轉折時期。在“華夷秩序”中不存在國民國家。圍繞著“中華”這個中心，周圍的琉球人、滿洲族、阿伊努人等過著幾乎完全獨立的生活。
就在這時，西方列強侵入，中華秩序受到破壞。作為國民國家，中國、日本和朝鮮形成，較小的民族被吸納進去。將第1次、第2次鴉片戰爭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意在使上述過程更加明確。
如果將日清（甲午中日）戰爭、日俄戰爭也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稱之為“第1次朝鮮戰爭”，那麼原本未經發現的側面就會顯現出來。上述戰爭是發生在朝鮮半島的“東北亞戰爭”。
19世紀以後，東亞的地緣政治學問題常常是日中兩國如何與列強保持力量平衡的問題。而且，日中關係甚至於整個地區的力量結構是由位於兩國之間的朝鮮半島的命運來決定的。在此我們稍作理論上的跳躍，目前的狀況也完全如此，今後的日中關係同樣取決於北朝鮮形勢的發展。
第3項是“東亞革命”，在此我想說的是，俄國革命與凡爾賽條約對東亞產生了影響。作為結果表現出來的是反抗殖民主義的新民族主義。很好的一個例子是朝鮮的三一運動，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在日本也發生了米騷動，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變得強大起來。雖說每一件事規模都不太大，卻對整個東亞的思想與政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我認為戰爭中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滿洲事變。滿洲事變爆發後，想避免日中戰爭和亞洲太平洋戰爭就變得相當困難了。
與其說原子彈的投下是亞洲太平洋戰爭的終結，我倒寧願將其視為冷戰的開始。這是20世紀的世界當中極其重要的事件。
與其只看第2次世界大戰後盟軍對日本的佔領，倒不如放眼整個東北亞考慮問題更好些。如果只看日本，那麼因佔領而實現民主化的一面就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要是看看沖繩和韓國，受壓抑的一面就顯現出來了。時間上暫且截止至沖繩回歸，然而時至今日，美軍的軍事基地依然很多。
我將“中國革命”作為一個長期事件來把握。我想，如果從世界史角度看，那曾是一種規模宏大的社會實驗。付出了大量犧牲的代價，結果中國國內在一段時期內實現了經濟平等。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就建立在這樣的平等基礎之上。
第2次朝鮮戰爭的地區性影響尚未被充分認識。不局限於經濟“特需”的影響應該曾經存在過。
1959年到1960年是一個大的轉折時期。在日本，雖然曾經有脫離美國的“獨立”動向，但由於安保條約的修訂，事情卻向相反的方向發展下去，與中國斷絕關係的程度加深了。另一方面，中國脫離蘇聯成為第3大國，亞洲的力量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看目前的狀況，中國的經濟大國化這一問題十分重要。日本對此如何在文化、意識層面上應對，意義也非常重大。
（採訪者•吉澤龍彥）
1951年生於英國。從阿伊努人、在日朝鮮人等廣泛視點研究日本的近代。近作有《逃往北朝鮮》、《從邊境遠眺》等。
“我選出的10件大事”
①鴉片戰爭
②第1次朝鮮戰爭（1894－1905）
③東亞革命（1917－1919）
④滿洲事變
⑤投擲原子彈
⑥佔領東北亞（1945－1972？）
⑦中國革命（1927－1949）
⑧第2次朝鮮戰爭（1950－1953）
⑨東北亞力量平衡的變化＝中蘇對立、日美勾結（1959－1960）
⑩中國的“經濟奇跡”（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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