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天内,全北任实、群山、蔚山等3个地方接连发生了全家死亡事件。以去年为基准,政府社会保障事业多达1324个,但没有一个能阻止他们的死亡。这是因为未能满足遴选支援对象的条件,没有被发现为危机家庭,或者虽然捕捉到了危机征兆,但无法持续介入的制度局限。这是复杂而稀疏的福利安全网引发的悲剧。
2014年“松坡三母女”事件后,政府一直致力于率先找出危机家庭。通过分析断电、停水、健康保险费滞纳等47种危机征兆,引导各地方自治团体可以咨询和得到帮助的福利服务。但还不足以发掘所有危机家庭。在群山死亡的母子,公共费用已经拖欠两个月,但由于没有达到监测标准3个月,所以没有得到帮助。
即使被政府发现是危机家庭,大多数福利服务也要本人申请才能得到优惠。这种“福利申请主义”在多处形成死角地带。信息脆弱的高龄者、孤立青年、精神残疾人等连申请都不能申请,很容易被排除在优惠之外。以准备文件等复杂的程序和将自己作为福利对象的自愧感等为由,不愿意申请。
为了弥补申请主义的局限性,公务员可以“申请职权”,但在现场仍然存在很多限制。和4个子女一起自杀的蔚山事件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例子。公务员介绍了基础生活保障金申请,但当事人没有回应。即使想申请职权,如果没有当事人同意提供金融信息,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去年新领取生活补助的17.01370万户家庭中职权申请仅占0.1%(198件)的原因。政府推算,由于当事人的自救意志不足或制度限制,无法获得生活补助的“未纳入保障贫困阶层”将超过30万人。
克服福利申请主义是从认识转变开始的。要认为福利不是国家的“施舍”,而是国民的“权利”。较早落实福利制度的国家通过“近身的福利”织密了社会安全网。英国从雇主那里实时得到劳动收入信息,立即重新计算综合福利津贴的工资额。比利时具备“社会保障交叉银行”系统,消除负责年金、健康保险等机构之间数据交换的障碍,自动赋予领取权。在国民面临危机之前,国家首先伸出援助之手。
李在明总统在去年8月的座谈会上表示,“福利申请主义是残忍的制度”,指示改善制度,只要有资格就能自动享受优惠。此后,保健福利部表示,将加强利用人工智能发现危机家庭等支援,但究竟消除了多少死角地带还是个疑问。
福利申请主义的改善并不意味着社会安全网的完善。由于收入或抚养义务人标准、劳动能力评价等苛刻的条件,被排除在支援之外的情况也不少。希望现政府能够遵守12年前“防止松坡三母女事件再次发生”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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