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陷入“死即生危机”而面临司法风险的10年…谁该负责？

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最近承认“三星危机论”为现实，要求2000多名子公司职员有彻底反省和“死即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觉悟。他还指出，由于创新和挑战的消失，失去了“超差距竞争力”和“三星风范”。虽然李会长没有提到这样的信息，但毫无疑问，三星遭遇危机的核心原因之一就是持续10年的司法风险。

三星的司法危机是从2016年的干政事件开始的。尹锡悦总统担任调查组长、前国民力量代表韩东勋担任派遣检察官的特检以“为了第一毛织和三星物产的合并，与朴槿惠前总统等进行了接触”为由，对李会长展开了调查。两次申请拘捕令，最终被拘留，并以行贿等嫌疑移交审判。在二审中因缓期执行而被释放的李会长因大法院的发回重审而被重新收监，之后被假释，直到2022年8月才获得特赦。

另外，2019年成为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经济犯罪刑事部长的现任金融监督院院长李福贤将三星生物制剂财务欺诈事件扩大到了不正当合并疑惑。当时尹总统还是检察总长。检察调查审议委员会（10人赞成，3人反对）劝告中断调查、不起诉，拘捕令也被驳回，检察机关在第二年不拘留起诉了李会长。继一审之后，今年2月公布的二审也宣告李会长19项嫌疑全部无罪，但检方强行“机械性上诉”，诉讼仍在继续。

李会长出席法庭近200次，在度过“失去的10年”期间，海外竞争企业大举跃进。在台湾TSMC（台积电）将半导体委托生产市场占有率提高到近70%的时候，排名第二的三星电子跌至10%以下。在苹果独占世界高级手机市场期间，三星电子连发展中国家市场也被中国企业抢走了。

除了部分权威主义国家之外，任何国家都不会长期给罪责不明的核心企业首席执行官（CEO）戴上司法枷锁，制约其经营活动。在三星的危机中，陷入名利欲的检察主义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破坏企业竞争力的检察机关有关人士中却无一人承担政治、法律责任。在这样的国家里，培养和守护“全球第一企业”是很难的。